[中国教育报]中国博士，百炼“出炉”(图)
李尚志博士至今还保留着学位授予大会的请柬和入场券。
波折求学路
今年67岁的于秀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报考山东大学研究生时的情景：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从杭州到达济南*台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多，他在灯光昏暗、苍蝇飞来飞去的候车室里踱步，想起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此去经年，岁月蹉跎，命运波折，感慨不尽。当时已36岁的他，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
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他最大的孩子不过两岁，小的才半岁。直到现在，当时的邻居还记得，他在工作之余，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
当时，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首批博士报考时，国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没有硕士、博士之分，只统称为研究生。首批博士入学时并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学位。
其实，早在1951年，国家已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在培养，这批研究生统称为“师资研究生”。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195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招收研究生不采取考试，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治条件，不重视业务能力。结果，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之后的“文革”使研究生教育中断。
据吴本厦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面临着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奇缺的重大难题，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成了极为迫切的任务。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非常匮乏，从1961年至1965年，一共只培养了近5000名研究生，没有授予学位。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的一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数千科技工作者感到振奋。同时，邓小平理顺了一个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特别是像博士、硕士这样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一个关键问题。”胡乔木在学位授予大会上的讲话，道出了酝酿已久的恢复研究生招生的宏大背景。
马中骐读了两回研究生，两次竟间隔14年。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他就赶上“四清”，后来赶上了“武斗”。1967年，他回到兰州大学，但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
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似乎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半导体会议之前，他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有“回炉大学生”，自然有“回炉研究生”。“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
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一年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胡宁联系了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批人才，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就在临考试的前50天，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
“当时的这一*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道。
现在回头看18名博士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戏剧性：有“回炉研究生”，也有本科没读完就上研究生的。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只比恢复高考晚了半年，10年没摸书本的王建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加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没想到，19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当了5个月本科生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此次恢复研究生培养，中央决定，吸取之前的教训，促进学位制度的建立。李尚志回忆说：“过去我国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一些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产生怀疑，学位分级和学位授予标准的不明确也不利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因此，当时建立学位制度的呼声很高。实行学位制度，国家就有了一个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评价学术水平的客观标准，可以为选拔和使用人才提供学术方面的依据，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同国际接轨。
“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作为当年学位条例起草小组的一员，吴本厦回忆说，“经历了11个月的努力，向1000多位科教界人士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学位条例，确定了我国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的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那时，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作为授予学位的试点，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筛选学生、组织论文答辩等工作。
很多培养单位都想争取首批博士。于秀源因为成绩优秀，早在1980年，研究生就提前毕业了。著名数学家王元在其毕业论文后写有“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的批语。山东大学据此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他曾被学校研究生处处长带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随机检验他的水平。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但学校的坚持起了作用。
李尚志在做研究生论文时，不仅完成了导师曾肯成的课题，而且解决了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段学复从美国带回来的数学界公认的难题，惊动一时，大家认为他已具备博士水平。今年80多岁的中科院院士万哲先记得当年的情形：“曾肯成希望让李尚志参加博士答辩，但这并不容易实现。曾肯成就为这件事到处跑。我有一次遇见他，他说为了这件事他连鞋子都跑破了。最后终于给他跑成了。”
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曾被中国人民革命*事博物馆陈列。
名师锻造
5天10封信，一天连写3封信，这种事情好像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发生吧？
其实未必，李尚志和导师曾肯成就有这样一段轶事。
李尚志在中科大读本科时，就知道有个叫曾肯成的怪才，是个老“右派”，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课。“文革”时，师生俩竟被安排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曾肯成是被批判的阶级敌人，李尚志是革命学生，要批判他。有一次曾肯成悄悄出了３道数学题让他教过的学生做，李尚志也跟着做。趁没人时，他向曾肯成请教是否全做对了，曾肯成淡淡地说：“你全做对了。”李尚志分明从他眼中看到了闪烁的喜悦——作为一名教师特有的喜悦。就是这件事，使得李尚志考研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曾肯成做导师。
写毕业论文时，李尚志已经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而曾肯成在北京。李尚志解出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马上写信告诉曾肯成，由于步骤复杂，并没有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曾肯成看到信激动得不得了，5天连发10封信，每封信都写出自己的推算和猜测。信纸都是从床头柜上随手撕下的小纸片，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然后火速送到北京市五道口附近的邮筒，有一天甚至连写3封。李尚志收到第五封信时，已经买了火车票赶到北京，想与老师面谈。坐了近24小时火车的李尚志，一下火车就拖着行李到了老师家。听着曾肯成说难题的推导过程，李尚志坐着就睡着了。
后来的18位博士，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科研能力，都被业界广泛赞誉，甚至被当时国际顶尖的科学家所认可。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研究生的水准寄予了很高期望。无论是导师本人还是培养单位，都对“质量”二字重视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说。
张荫南读研究生时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因为聚集了苏步青、谷超豪、陈建功、夏道行等知名数学家而熠熠生辉。张荫南说，复旦的传统是讨论式教学，师生共同研读论文，讨论数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分析还能做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师生平等讨论的学术氛围同样让马中骐受益。他记忆中，导师胡宁一点架子都没有，在讨论时，学生可以直接反驳他。如果是他错了，胡宁就会说：“那好啊，不对，我就收回。”
中国科学院原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已经82岁了，但她到现在还记得中科院锻造研究生之精心。相对高校而言，当时科学院的科研设备被破坏得要少一些，所以，先于教育部门恢复招考研究生。首批报名的就有2.5万人，当时录取了2400人。为了找到好苗子，郁晓民和同事*文锐等人临时成立招生办公室。“那时候好多*策要提出，*文锐家离单位很近，却没时间回去，常常在办公室拼桌子睡一宿。”郁晓民说，“当时各院所的科学家甚至有人自己跑到农村知青点、报名点去选苗子、去面试。”
当时的导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这些老先生唯一的想法是：“文革”后百废待兴，中国急需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李尚志曾在北大学习过一年，听过段学复、丁石荪的数学课。1982年4月，首届全国代数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组织会议的段学复院士说：“大会报告不但要有老先生，还要有小先生。”因此特意安排了李尚志作大会报告，而其他作报告的都是老一辈代数学家。
“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院士。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
“因为是首批博士，在质量上不能出差错，不能让人家指责‘博士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只要国内高校有一名专家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答辩就得推迟，当时就严格到这种程度。”李尚志说。
铭记责任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博士，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感似乎始终牵引着18名博士的人生方向。
如今，从最初的18顶博士帽起步，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截至2008年，我国已有近28万人获得博士学位，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国家。
18名博士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多从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他们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也为现今的人才培养贡献着真知灼见。
“要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希望把大师为本科生讲课的传统坚持下来，建设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建成大学型的研究院！”李尚志呼吁。
2003年9月9日，李尚志荣幸地成为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会。回首20年前，他感慨地说：“好比踢足球，以前是自己进球，而这一次是培养将来进球的人。”18位博士中，李尚志是唯一获得国家级名师奖的人，他每个学期都会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但让李尚志无奈的是，很多人见了他会问３个问题：“您现在还上课吗？”、“给本科生上还是给研究生上？”、“给高年级上还是给一年级上？”当年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有人问：“你有什么本事让教授去上基础课？”他的回答是：“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
李尚志特别提到了中科大数学系创建时留下的“三条龙”传统，认为其对现今仍有借鉴意义。“三条龙”指“华龙”、“关龙”、“吴龙”，即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位数学大师，他们按照各自的理念办学，亲自讲课，亲自写讲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创举：一是专家治校的创举，二是不同的学术风格并行不悖的创举，三是高等学校搞科研的创举，四是科研专家讲授本科生课程的创举。
培养者要转变，高层次人才同样需要改变，要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为己任。张荫南说，相比现在的学生，当年的博士“国家”的概念更强，一直把钱三强提出的科研成果要有“进攻性”当作追求目标。“步子迈得更大了，出现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博士好比长在大树最顶端的果子，是导师学术水平的终端产品，是学术环境的终端产品，是科研集体的终端产品，所以质量必须放在首位。”张荫南说。
首批博士对构建纯净的学术环境也提出了期望。张荫南说：“那时候我们把论文看得很重，老师的要求是，‘你的论文拿出来，别人看后知道是你写的，你不脸红就行’。”张荫南认为，要按照科学规律培养人才，虽然改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但相信中国能生产更多有才干、有见地、有理想的人才。
“导师也要自律，是否是自己实验室出来的论文，导师能不清楚？我的论文胡宁先生从来不挂名。”马中骐又回忆起自己受教于杨振宁的一件事：在一篇由杨教授出科研题目并给出方法的论文中，杨振宁坚持不让署他自己的名字。
于秀源有个很有名的学生——王小云，年轻的她因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而名噪一时。当问起，于秀源恳切地说：“王小云是我的学生没错，但她的成就靠她自己，与我无关。”
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作出的成绩时所说的话如此相似：“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
《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