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墨、道三大学派，孔子、墨子、老子和庄子四位圣人皆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及附近，《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论语》、《道德经》、《南华经》和《墨经》等十大经典巨著皆分别出于他们及其弟子之手，这足以证明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乃华夏圣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华夏圣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谈论它的源头问题，我打算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说起。他说：“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这段话意思的重点是说，在西汉梁宋经济区，仍然存在着先圣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文化重厚且有众多德才高超之人。距今多年前，司马迁所传递的这一信息，为我们在梁宋故地，即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探索华夏圣贤文化之根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第一，华夏圣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华夏圣贤文化，从字面讲：“华夏”，指汉族；“圣人”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人物；“贤人”比圣人稍逊一点，指具有高尚品德、高超才能、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物。至于“圣贤文化”，严格地说，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研究“圣贤人物”的文化，研究对象是“圣贤人物”，就像酒文化研究的是“酒”，茶文化研究的是“茶”。其二，指研究圣贤人物所创造的“文化”，研究对象是“文化”。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是后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圣贤人物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就是圣贤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圣贤人物包括历代明君、贤相、清官、廉吏、知名学人，以及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者。在阶级社会里，他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圣贤创造文化，离不开劳动人民，不仅精神文化要由广大人民践行、验证，而且物质文化更要由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来创造。他们的言行对社会和人民产生正能量，不像昏君、奸相、贪官、污吏那样，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残害人民。
华夏圣贤文化的内容包罗百代，博大精深。就其精要来讲，它包括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以及儒家、道家、墨家、佛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与主张，还有传统的医药、武术、书法、国画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所谓圣贤文化，亦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华夏圣贤文化中，儒家和墨家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显学。所谓显学，就是指当时最热门的学问。后来，儒家、道家和从外传来的佛家，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治、社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至深，而且延绵长达多年之久，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由此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与诸子百家思想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主要是儒、道、墨三家学派的源头问题。
第二，华夏圣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在商丘。
我之所以说“主要发祥地”，是因为中华民族包含56个民族。56个民族56朵花，当然也有56条根，只不过根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而己。它们经过多次碰撞融合，现在已经盘根错节，凝聚在一起了。华夏圣贤文化的源起可分为“直接根源”和“深层根源”两个层面。
（一）直接根源。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即自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的多年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连年，生灵涂炭，社会动荡不安。一些知识精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不少学说和主张。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当时的宋国及其附近（即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接连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和庄子四位圣人。他们创建了儒家、墨家和道家三大学派，分别出自他们及其弟子之手的《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论语》、《道德经》、《南华经》和《墨经》等十部重要经典，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别是儒家思想，成为引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
先说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可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年）所修《商丘县志》载：“孔子，殷人也，当为宋人物之首。”《公羊传》也说：“孔子，故宋也。”孔子本人也说：“丘，殷人也。”（见《孔庭摘要·本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笔者考证，认为称孔子为宋人是有理有据的。其一，孔子为宋人之后，是宋国大夫孔父嘉的六世孙。其曾祖孔防叔因避华氏之迫害逃鲁，后三世生孔子。其二，《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据传说，丌官氏为宋贵族之女。其三，《礼记·儒行》云：“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其四，孔子在宋国多次讲学、习礼，至今我们这里仍存有文雅台、夫子崖、晒书台等与孔子有关的遗迹。其五，孔子三十三代孙德伦在唐代初年因避鲁乱，由皇帝下诏书，全家迁居宁陵北褚堌村（今孔集），直到孔子三十八代孙方才迁回曲阜。其六，《论语·先进》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指殷商，后进指周朝。孔子虽生于鲁国，但还是倾向于殷商文化。其七，多年前的商丘人完全按照曲阜阙里的礼制祭祀孔子。这里列举的七件事实说明：孔子为宋人血统无疑；孔子在宋居住时间并非短暂，是体验了宋国风土人情的；孔子思想倾向于殷商文化，尽管他说过“吾从周”。据此，称孔子为“鲁籍宋人”是可以成立的。
儒家的核心观念是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表现了儒家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以及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儒家学说的具体内容有“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舍生取义的义利观”，“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崇理尚德的治国方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和“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等。儒家思想已经在长期的教化和积淀中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精髓，融合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道家创始人之一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陈国苦县曲仁里（今鹿邑县）人。苦县原属陈国，陈国于公元前年为楚国所灭。而老子生于公元前年，卒于公元前年，年长百岁，而九十二年属陈国人，说他是陈国苦县人为妥。鹿邑方舆沿革变化较多，明代嘉靖以后，曾两次划归商丘管辖，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至今归周口市建制。有人说，老子是宋国人，对此尚未找到可靠证据。鹿邑曲仁里距商丘甚近，两地地缘相接，鸡犬之声相闻，风土人情相通，堪称近邻。道家另一创始人庄子（前—前），姓庄，名周，宋国蒙人。蒙县，地处今商丘市以北，民权县以东，山东曹县以南，虞城县以西。庄子故里在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他对老子的学说实现了创造性的继承和整体性的超越，从而把道家发展成为一个理论完备、视野广阔，并且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全新的道家学派。后世评论说，他在道家的地位并不亚于老子。所以，道家学派也称老庄学派。
道家学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道”，即本体之道，道法自然的道，被解释为客观的自然规律。其主要内容是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精神自由，以及物极必反的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之一，历来与儒家一起指导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人生价值取向，尤其在知识界影响至深。道家无为治国的理念，被历代开明统治者所采用。自汉高祖至汉景帝，实行宽松*策，让民众休养生息，以至于出现了号称“文景之治”的盛世，就是实行道家学说的结果。后世不少朝代每逢大乱之后或开国之初，总是仿效汉代前期的做法。中国人讲究谦和，淡泊名利，与世无争，顺应自然，功成身退，追求宁静生活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再看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姓墨，名翟，生于公元前年，卒于公元前年，宋国人，宋昭公时任宋大夫。还有说他是鲁阳人或鲁国人的，今山东滕县就建有墨子纪念馆，认定他是滕县人。但我们说他是宋人，是有充分根据的。西汉人邹阳在他的《狱中上梁王书》中说：“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此话显然认为墨子为宋人。邹阳说此话时，距墨子时代仅余年，相信邹阳所言是准确的。东汉人马融《长笛赋》有“鲁班宋翟”之语，直接指明公输班为鲁人，墨翟为宋人。东晋人葛洪在《神仙传》中说：“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也仕宋为大夫。”葛洪又在《抱朴子》中说，“墨子，名翟，宋人。”此后，称墨翟为宋人的史料很多，不一一列举。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也称墨翟为宋人。今商丘师范学院教授王增文、李可亭两位先生对墨翟的籍贯均有专文考证，证据详实，是可信的。还有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墨翟在他的著作《墨子》一书中，多采用宋国地方言词，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墨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重视物质生产劳动的思想，尚利贵义的思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选贤任能的思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反对战争、制止战争的思想，以及为追求理想随时准备“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等。他的主张代表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墨家的学说虽然在汉代以后再也没有兴盛过，但它一直对中国历史进程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为其社会*治理念和人格道德力量，融入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与上述三大学派同时，还出现了名家代表人物今宁陵人惠施，兵家知名人物、今宁陵人魏无忌，孔子弟子、今睢阳人原宪和司马耕，墨子后学、今睢阳人宋钘，中国第一位商业经济理论家葵丘濮上人（今民权）计然，以及被后人称为商圣的陶朱公（范蠡，留寓宋国）。
常言道：“五百年当有圣人出”。可是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空间相距不过百余里，时间相隔不过二百年，竟接连出现形象如此高大、智慧如此超群、学识如此渊博、影响如此深远的四位圣人。他们的思想主张引领中国意识形态长达多年之久，至今仍在不少领域产生着深刻影响。它从商丘及其周边走向全国，走向亚洲，走向全世界，从2年前走到现代。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健康地走下去。
当我们看到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时，便会知道它的根部深且粗壮。文化发展也有类似道理，从它的“流长”便会得知它的源头的深远。商丘及其周边地区自汉代以来，直至清朝康熙年间，志书所记载的贤达约略统计就有人，其中属今商丘市辖区内的人，留寓20余人。他们在历代史册中皆有传记，仅在《史记》、《汉书》、《新唐书》、《宋史》、《明史》等国史中有列传的就有人，他们也皆有著作传世。我主编的《宋州古今学人》收录了多人，这些人的著述就有多部，其中西汉戴圣的《小戴礼》被列为经书，西晋杨泉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圣人之一，明代吕坤的《呻吟语》、张星的《颜子释》、李天馥的《容斋集》、李孚青的《野香亭诗集》十三卷、杜知耕的《数学钥》等，都被收入《四库全书》。
圣贤文化在此流传如此深远广泛，实乃商丘及其周边成为圣贤文化主要发祥地的有力证据。距今三四百年前，有一位名叫陆陇其的学者，在他的一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闻说古商丘，自昔圣贤场，人才常济济，史册多芬芳。”这和开头所提到司马迁的说法如出一辙，实为商丘历史的真实反映。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处于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墨、道三大学派，孔子、墨子、老子和庄子四位圣人皆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及附近，《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论语》、《道德经》、《南华经》和《墨经》等十大经典巨著皆分别出于他们及其弟子之手。这足以无可争辩的证明，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实乃华夏圣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二）深层根源。
华夏圣贤文化源起商丘，绝不是偶然的。商丘及其周边地区为它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根源、悠久的历史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
1.丰厚的思想根源
关于儒家思想的起源，前人有如下的论述：
《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祖叙尧舜，宪章（效法）文武……”
刘歆（西汉末，我国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说：“儒家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
韩愈（唐代大文学家）说：“儒家的道，是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周公传给孔子……”
《中华传统文化精要》中说：“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基础上，通过举办私学授徒，保存和传承了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孔子提出了‘仁’、‘礼’、‘道’等理论主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庄子·渔父》载，子贡回答渔父所问时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综合以上所述，孔子所创儒学起源有四个方面：一来源于司徒之官，二来源于尧舜之道，三来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文化，四来源于其祖辈的思想品德。“四合一”成为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
由此看来，儒家思想较为系统完整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在他整理编纂古代文化典籍，并举办私学授徒的过程中，提出了“道”、“仁爱”、“民本”、“礼”、“义”、“孝”等思想和主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编纂的《书经》最具有代表性，它所体现的主要思想是：①尚德。施仁德，行公德。②民本。知民、爱民、保民、宁民，从而达到治民的目的，尤其强调作为君主，只有知民、爱民、保民、宁民，才能巩固*权，治国安邦。③崇礼。貌、言、视、听、思五方面都要讲究礼节。④五行。五行和阴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内容。⑤天命。天命思想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还作为获取人心的手段。⑥教育。特别强调把“立师”和“立君”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并且把教育思想和天命思想结合起来。总之，《书经》概括了夏、商、周三代以及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源头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经》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部分曾在梁宋故地，即今商丘及其周边地区有过重要活动。尧作于成阳，成阳在今山东定陶北，原属宋地；舜渔于雷泽，雷泽在今定陶东北，原属宋地，其子义钧被封于有虞（今虞城县利民镇）；大禹在此地导菏泽，被孟诸，奋力治水；契玄王为商族始祖，助大禹治水有功，任舜帝司徒之官，封于商；成汤为商代第一位帝王，从先王居，都亳（今睢阳区高辛镇），卒后葬今梁园区蒙墙寺东郊（见《史记·殷本纪》）；伊尹为成汤至沃丁商代五王宰相，成汤称其为师长和元圣，孟子誉为“圣之任者也”，死后被沃丁以帝王之礼葬于今谷熟镇南，今仍有伊尹墓为证；箕子是宋微子的叔父，被孔子称为的“殷之三仁”之一，据杜预考证，他卒后葬在宋国之蒙地（见《史记·宋微子世家》注）。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我国上古的圣人，儒家的学说正是对他们言行的传承、创新、发扬光大和集其大成。
2.悠久的历史积累
商丘悠久的历史和数千年古城的魅力，为圣贤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历史文化氛围和多彩的时代背景。城市是人类文明重要标志之一。商丘古城是四代三国故都，唐、宋、金、元道路治所，晋、隋、明、清各代府州城邑。在中国6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可称为历史最悠久的古城之一。所谓四代，是指朱襄氏（即神农氏）都朱堌（今柘城县东），帝喾高辛氏都亳（在今睢阳区高辛镇），商汤至大戊九位商王都亳（今睢阳区高辛镇）以及北宋之陪都和南宋之始都。除朱襄氏都朱堌，因多年深久远不易计算外，仅帝喾、商朝和北宋三个历史时期，合计年数约为多年。所谓三国，指古商国、古宋国和西汉梁国。这三国都是直属京师的诸侯国，合计年数约为1多年。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国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甚或说具有相对独立性。如古商国与夏代同时，有着自己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治上敢与夏朝抗衡，最后灭了夏桀；古宋国与周室为客位，继承殷祀，明显地保存有殷商文化；西汉梁国地处汉兴之地，汉文帝之子、汉景帝胞弟刘武为王时天下名士聚集，金银财宝多于京师，有成千上万的车辆，有天子才能使用的旌旗，颇有国都之气势。唐代贞观以后，在今商丘置河南道，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河南两省之*河故道以南部分，江苏安徽淮河以北地区，治所在睢阳。唐天宝十四年（公元年）改河南道为河南方镇，辖豫东，淮北，东至于海十三郡，治所在睢阳。不久改置汴宋方镇，辖汴、宋、徐、兖、亳、颖等八州，治所初在睢阳，后移汴州（今开封市）。北宋在此置京东路，后改为京东西路，治所在应天府（即今睢阳）。金代改置山东西路，治所在归德府（金代改应天府为归德府）。元灭金后，于公元年在此置河南江北行中书省，省治所初在归德，下辖济宁、归德两府。其中归德府辖境扩展到宿、亳、徐、邳四州，治所在归德府。
据粗略计算，今睢阳古城作为省级以上都会的时间长达约2年至多年，州府治所大体在2多年。仅在公元年至公元年的45年间，睢阳县曾隶属谯郡（治所在亳州）。秦朝统治的十五年，睢阳曾属砀郡。二者加起来共60年，属纯县级都城。这样悠久的历史，赋予商丘古城诸多耀眼的光环，它是一方之*治中心、商贸名城、文化高地、鼻祖之乡、圣贤故里、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历史是一种积累，积累财富、积累智慧、积累文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之所以成为华夏圣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乃是悠久历史积累的结果。
3.坚实的物质基础
物质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相传，距今年至00年期间，商丘及周边地区相继有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作为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此拓荒开发，繁衍生息。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伏羲氏教人渔猎、畜牧；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制作耒耜，教人种植五谷。而人工取火，饲养牲畜和农业生产，在中国远古时代都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火作为动力，不仅推动了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改造了人类本身，使人类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人类走向农耕文明提供了物质条件。发源于商丘的商业文化，也是在农牧业有了剩余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产生。地处*淮两河下游大平原上的商丘，之所以最先创造并孕育了华夏古老文明，是和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分不开的。
4.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
华夏圣贤文化起源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也得益于它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地处*淮大平原中心地带的商丘，在古代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地势平坦，气候温和，草木繁茂，风清水秀，土地肥沃，适宜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遂成为中国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
第三，圣贤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探寻圣贤文化源头的目的在于传承圣贤文化，而传承圣贤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需要，是全面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之需要，是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需要。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所谓复兴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不是全面复古，要有扬有弃，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
文/李广瑞
策划：刘玉杰
编辑：张书豪审核：吴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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