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张家口市崇礼区年发现的明代铁铳残件的器类、年代、铭文及所属长城设施进行了考证。通过将残铳的尺寸与明代火器进行比对分析，认为该器属于手铳或佛郎机炮；进而通过对元明时期的手铳与佛郎机炮的类型学分析，结合文献考察，判断该器为明中后期所造之佛郎机炮管，年代不早*靖朝，形制符合明代《西法神机》所描述的“小佛郎机”，或《武备志》之“四等佛郎机”。器表铭文表明该器的使用地为明长城宣府镇北路赤城堡辖烽火台松林墩，与正德九年《宣府镇志》记载相吻合。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三件证明烽火台自名为“墩”的考古证据。其铭文格式、用字与明代火器铭文的一般规范存在差异，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可能与宣府镇的特殊*事地位有关。
关键词：
张家口市明长城手铳佛郎机烽火台
-年，为配合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岔沟梁牧场明长城保护前期试验项目开展，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崇礼区长城岭景区内的松林背长城（国家长城资源认定编码）及岔沟梁牧场5号烽火台（认定编码）进行了勘探与试掘。清理过程中，在岔沟梁牧场5号烽火台遗址出土了一件火铳残件。该火器是研究明代*事史和明长城的重要材料。
一火器形制与种类
该铳为铁铸，略有收分，残长16厘米，直口，折沿，方唇，唇宽0.8厘米，口外径约3.2厘米，内径2.3厘米，器壁厚不均，约在0.2-0.4厘米之间，铳身基本为直筒形，下部变形，向上可能略有收分，后段残断（图一）。铳管中部自铳口方向向下刻有单行单线阴文铭文“赤城大边松林墩”七字（后文简称“大边”铳）。
图一岔沟梁牧场明长城遗址出土火铳（照片由河北木石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张依萌摹铭）
20世纪以来，各地出土及博物馆藏火器数量、种类众多。成东曾对明代中后期有铭火器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1]，钟少异对元代以来青铜铳炮类火器进行了综述[2]，可以作为本文讨论对象的参考。以成、钟二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部分馆藏实物情况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大边铳的口径大致符合两类火器的尺寸区间范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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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元明青铜手铳类型图
1，阿城铳-12.阿城铳-23.天佑丙申铳4.至正回回*铳5.河北文研所藏洪武五年铳6.故宫藏洪武十二年铳7.德州洪武十年铳8.镇江1号洪武十年铳9.河北文研所藏建文二年铳10.延庆博物馆藏永乐铳11.故宫藏永乐七年赤城二边石门墩铳12.故宫藏永乐十九年铳13.河北文研所藏宣德元年铳14.首博藏正统元年天字铳15.首博藏成化烈字铳16.故宫藏弘治九年铳17、18.河北文研所藏嘉靖辛卯铳19.河北文研所藏嘉靖甲辰铳20.故宫藏万历铳（1-4、7、16、20为AⅠ式；8为AⅡ式；5为BⅠ式；6、9为BⅡ式；10、11、12、13、14、17、19为CⅠ式；15为CⅡ式；18为D型）
1.手铳
中国境内出土手铳的时代集中在元明两代，口径在1.4-3.7厘米之间[3]，器体中后部有外鼓的药膛，末端有用于插木杆的銎。按材质可分为铜铸、铁铸两类。
铜铳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
A型器体短粗，铳长大体在35厘米左右，个别短者铳长仅25.5厘米。管无明显收分。
AⅠ式铳口有唇，部分标本铳管有多道箍。从纪年看，有无箍并非年代特征。浙江余杭博物馆藏天佑丙申铳为该型时代最早的一件，长32.6厘米，口径2.8厘米（图二:3）。天佑为元末张士诚年号，天佑丙申年即公元年。笔者所见年代最晚者为故宫博物院藏万历年铳，长36厘米，口径2厘米（图二:19）。本文讨论对象与该式手铳形态最为相似。同类器物见于河北[4]、内蒙古[5]、山东[6]、江苏[7]等地。
AⅡ式铳口无唇。标本：镇江博物馆藏洪武十年铳，长31.2厘米，口内径2.4厘米[8]（图二:8）。
B型器体细长，铳长40厘米以上，内径2-2.2，外径3-3.5厘米。该型集中出于洪武至建文年间，此后基本不见。
BⅠ式铳口无唇。标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洪武五年铳，长44.5厘米，内径2.2，外径3厘米（图二:5）；
BⅡ式铳口有唇。标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建文二年铳，长40.2厘米，内径2.5，外径3.6厘米（图二:9）；故宫博物院藏洪武十二年铳，长45厘米，内径2.2厘米（图二:6）。同类标本还见于内蒙古[9]、山东[10]地区。
C型器体短粗，铳管有明显收分。该型集中出现于永乐年间，最晚有嘉靖纪年者。
CⅠ式铳口无唇，铳管为素面，火门有挡板。标本多见于北京、河北等地，甘肃[11]也有发现。形制十分一致，长约35厘米，口径约1.4厘米。同型铳至正德、嘉靖年间仍在使用（图二:17、19）。标本：延庆博物馆藏永乐铳（图二: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永乐七年铳（图二:11）。
CⅡ式铳口有唇，铳管中下部有一道箍，火门无挡板。标本：首都博物馆藏成化年烈字铳，长36.5厘米，内径2.4，外径3.7厘米[12]（图二:15）。
D型器体细长，铳口有唇，铳管有多道箍。仅见一件标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嘉靖辛卯铳，器身长达72厘米，内径3厘米（图二:18）。
图三河北赤城及广东高要铁铳
1.河北赤城窖藏折迭铳2.赤城窖藏直筒式铁铳3.赤城窖藏铁铳4.赤城窖藏CⅠ式铁铳5-7.广东高要铁铳
铁铳见于广东高要县所出3件[13]及河北赤城县所出4件标本[14]。前者形制相同，呈直筒形，素面，无明显药膛，长26.5厘米，内径2厘米（图三:5、6、7）。后者中有1件与前者相同（图三:2），另有1件与故宫藏弘治铳相似，口径4厘米（图三:3）；1件为CⅠ式永乐铳样式，口径2厘米（图三:1）；还有1件折迭铳，长59厘米，膛后端与銎以穿钉连接，可折叠，口径1.8厘米（图三:4）。
从材质上看，崇礼所出火器残件为铁质，但目前发现的与之形近的手铳全部为铜制。由故宫院藏可知，直至万历朝，手铳仍保持铜铸的主流技术传统。而目前所见的铁铳实物，其形态均与本文研究对象迥异。据此笔者认为，崇礼所出残件应不是手铳。
2.佛郎机铳
佛郎机本为明人对葡萄牙的称谓。后指代嘉靖年间自葡萄牙传入的一种火炮，每炮附子铳（即弹夹）若干。佛郎机在明代传入中国后，由于设计精巧，射击效律较高，嘉靖二年（年）明廷即开始仿制[15]，并发展出多种类型。
佛郎机虽属于火炮范畴，但根据文献和出土实物，其口径小者可以至3厘米以下。《西法神机?造小佛郎机法》云：“以熟铁椎击为子母铳，约共重三十余斤，口径一寸，母铳管长五尺”[16]。明代一寸约合今3.2厘米[17]。
崇祯《火攻挈要》云佛郎机铳口径为：“小者自五分起以至一寸，大者自一寸起以至二寸”[18]，即1.5-6.4厘米。现存佛郎机实物的口径约在1.6-5.8厘米之间[19]。
《西法神机》将佛郎机分为三等：“一等内径五寸，空长一丈二尺；二等内径一尺（寸？），空长八尺；三等内径五寸（分？），空长六尺。”[20]
参考文献记载与馆藏标本，明代佛郎机大体不出以下二型：
图四A型佛郎机
1.板厂峪长城博物馆藏流行炮2.赤城博物馆藏铁佛郎机3.徐州博物馆藏铁佛郎机4.首都博物馆藏嘉靖十年胜字流星炮5.徐州博物馆藏铜佛郎机（1-3为Aa型，4-5为Ab型）
A型铜铸或铁铸。器体细长，器长可以达到口径的20倍以上。即文献所称之“流星炮”。
Aa型炮管为素面，后膛为圆角方形。有马成甫《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收录一件原藏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的长达厘米的母铳，约合明制六尺，为所见最长记录[21]，口径5.8厘米。标本：抚宁板厂峪长城文化博物馆藏佛郎机（图四:1），炮口厚唇呈倒圆锥状,长cm，约合明代五尺五寸左右，相当于《武备志》所谓二号佛郎机，或《西法神机》中的三等佛郎机；标本：徐州市博物馆藏铁佛郎机（图四:3）；同类器还见于赤城博物馆馆藏（图四:2）。
Ab型窄方唇，炮管有箍。后膛为方形。标本：首都博物馆藏嘉靖十年胜字流星炮（图四:4）；标本：徐州市博物馆藏铁佛郎机（图四:5）。
图五《四镇三关志》所见明代佛郎机炮图像二种及居庸关馆藏铜佛郎机
B型炮口为宽唇，炮管有两道弦纹，圆后膛，长径比在10倍左右。
Ba型重型佛郎机。器体庞大厚重。《大明会典》所见嘉靖二年制大样佛郎机长二尺八寸五分，合今91厘米[22]。《四镇三关志》所谓“无敌大将*”即此，标本见于居庸关博物馆藏铜制佛郎机（图五）。
Bb型器体较小，窄唇，圆后膛。年辽宁辽阳曾出土一件佛郎机子铳，自铭“胜字陆仟贰佰柒拾肆号佛郎机中样铜铳嘉靖辛丑年兵仗局造重捌斤捌两”。民国时期，宣化、赤城一带曾出土有类似的中样子铳，为铁胎包铜，口径为2.4厘米[23]。《西法神机》云：“机之妙全在子铳与母铳二管确合不得增减丝毫”[24]，因此子铳的口径与母铳必相合，与本文研究对象口径一致[25]。当属于这此类佛郎机的子铳。
图六B型佛郎机
1.首博藏嘉靖二十二年胜字佛郎机2.首博藏嘉靖二十八年胜字佛郎机3.首博藏嘉靖二十三年马上佛郎机4.首博藏嘉靖二十四年阮仪造佛郎机（1、2为Ba型，3、4为Bb型）
BbⅠ式有铳尾。标本：首都博物馆藏嘉靖二十二年、二十八年胜字佛郎机（图六:1、2）。
BbⅡ式无铳尾。标本：首都博物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马上佛郎机（图六:3）；二十四年阮仪造佛郎机口径2.3厘米，与本文研究对象十分相似。长64.5厘米，约合明代二尺，相当于《武备志》所分四号佛郎机，与《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器解》中的尺寸记载也相吻合[26]（图六:4）。
嘉靖以来引进的佛郎机全部为铁铸，而明朝早期仿制的则主要为铜铸[27]，嘉靖四十年（年）后逐渐为铜、铁并用[28]。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戚继光《练兵实纪》云：“母铳铜铁不拘，子铳必用熟铁”[29]。明末崇祯《火攻挈要?制造狼机鸟枪说略》云：“大铳宜用铜铸，小铳宜用铁打”[30]，当是经验总结。钟少异认为，铜铸为本地传统，铁铸火器是受到西方先进技术的影响[31]。笔者以为是。
综上所述，大边铳不排除为明代《西法神机》所描述的“小佛郎机”，或《武备志》所分“四号佛郎机”。
二器物年代
图七正德《宣府镇志》所见松林墩
第一，大边铳铭文为单线阴刻，铭文的位置在器身前段，与元代天佑丙申铜手铳、至正二年回回*铳，以及明代洪武至万历朝的一贯做法相一致。而清代以来，轻型火器并不发达，手铳、佛郎机两系火器的性能在当时已十分落后，基本绝迹。且清代火炮的铭文多以满汉文并行，与炮身一体铸造。据此进一步证明该器应为元明时期遗物。
图八松林墩现状（张依萌拍摄）
第二，器物出土地点位于今张家口市崇礼区与赤城县交界处明长城沿线（图八），铭文中的“赤城”即指明长城宣府镇北路赤城堡辖区。“大边”的说法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靖十年[32]，指明代较早修建的位置相对靠北的长城防线，相对于内侧较晚修建的“二边”而言[33]。“松林墩”为赤城堡所辖长城沿边墩（长城沿线烽火台）名称。见于正德九年《宣府镇志》记载[34]（图七、图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一件铜铳，铳身有“赤城二边石门墩”铭文[35]（后文简称“二边铳”），与本文研究对象字体相似，格式吻合（图九）。尽管该铳纪年为“永乐七年”，但纪年文字规整，符合永乐铳铭文格式，而“赤城”等七字刻划比较潦草，似与纪年非同时所为。张家口市博物馆藏一件永乐七年铳有“镇宁右墩枪”铭文[36]，赤城窖藏所出正德铳有“龙门所管上仓堡防隅”铭文[37]，可能也属于类似情况。其文字与常见刻铭风格明显不同。况且永乐年间明朝对北方采取攻势，并无强烈的修建长城的需要。“大边”“二边”的形成即使晚不到嘉靖年间，也当是在正统朝“土木之变”后边患日重的形势下渐次兴筑。据此推测，永乐七年铳上的“赤城”等七字可能为后世使用者补刻。
图九二边铳铭文拓本与大边铳铭文摹本、正德铳铭文拓本对比
图一〇明宣府镇北路长城分布图及松林墩位置
第三，明代此处为边疆地区，长城以东（今赤城县）属宣府镇北路，以西（今崇礼区）属边外。嘉靖三十二年（年），曾有“虏万骑”自赤城以西不远的青边口入寇宣府[38]，当时的*事压力可见一斑。但到了清代，此地为腹里，沿边无要隘，已无设防必要（图一〇）。据此，本文研究对象的使用期为明中后期的可能性最大。
第四，明代火器铭文内容有一定的程式。仅以手铳和佛郎机看，二者有一定的区别。手铳铭文规制，自洪武以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年间。此阶段铭文内容较长，信息较丰富，大体体现以下七个要素：所装备的部队、武器编号、重量、纪年、制造（责任）机构、责任人、武器名称。各要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如：目前发现最早的明代手铳洪武五年铜手铳，出土于赤城县，与本文研究对象出土地点相近，铭文格式为“装备部队+责任人+武器编号+重量+纪年+制造机构”，内容为“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筒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局造”。同期制造的重火炮，铭文规制与之一致。
故宫博物院藏洪武手铳铭文格式为：“责任人+重量+纪年+制造机构”。内容为：“吉安守御千户所监局镇抚李荣*匠马舟和计三斤八两重洪武二十年造”。
洪武十年（年）起，出现简化铭文，如镇江博物馆藏1号铳，铭文为“金陵卫洪武十年造”[39]。但仅此一例。
第二阶段为永乐至嘉靖前期，手铳铭文趋于整体简化，一般仅具武器编号+纪年。如：年辽宁辽阳出土永乐七年手铳，铭文为“天字贰万贰千伍拾捌号永乐柒年玖月日造”。至弘治年间以后，手铳铭文格式基本一致。正德年间起，纪年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使用干支纪年。如赤城窖藏出正德铳铭文作“天字贰佰拾伍号正德丙子年造”，此后有嘉靖辛卯、甲辰手铳。
《明会典?火器》载，嘉靖七年起，兵仗局每年制造一批铜手铳。其铭文又趋于复杂，主要为“武器编号+武器名称+纪年+制造机构+重量”。出土实物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嘉靖十年无敌铜手铳，铭文为：“胜字柒佰伍拾玖号无敌手铳嘉靖辛卯（嘉靖十年，年）年兵仗局造重拾伍斤”[40]。
图一一延庆县博物馆藏铜、铁火器铭文对比（张依萌拍摄）
而包括佛郎机在内的火炮铭文，一方面总体上较手铳为简单，多仅有编号+纪年，亦有责任人具名者；另一方面，火炮，尤其是铁炮铭文存在体现使用地的，也有成例。如：延庆博物馆藏铁炮，铭文为：“周四沟堡作头张迁贵作头郭囗外上囗守囗铁二药珠砲一作”（图一一）。另外，明代铁火器铭文刻字均不如铜火器规范，可能与铜、铁硬度和刻划难度不同有关。这一点，大边铳也符合明代风格。因此，从火器铭文所体现的内容和刻划风格看，本文研究对象也更接近于铁制火炮类。
综上所述，从本文研究对象的形制、材质、年代等方面综合考证，笔者认为其应属于明代《西法神机》所描述的“小佛郎机”而非手铳，制造和使用年代当在明中后期，不早*靖年间。
三器物所反映的明长城相关问题和意义
图一二平胡墩
图一三新添镇川墩匾额（长城小站网友
三虎拍摄）首先，在明代文献中，长城烽火台一般称为“墩”或“台”。大边铳铭文中的“松林墩”，墩名见于正德《镇志》北路赤城堡下。该器的出土地点岔沟梁牧场5号烽火台，即明长城的一座烽火台。目前，自名为“墩”的烽火台，有考古证据能够与文献相对应者，仅有两座。一为山西偏关与内蒙古清水河县交界处的“平胡墩（”认定名称：石垛墕1号敌台，认定编码：（），为华夏子于年记录。另一座为张家口市赤城县的“新添镇川墩”（认定名称：万水泉长城敌台06号，认定编码：），台铭为长城小站网友发现。后者同见于正德《镇志》著录。二者台匾尚存（图一二、图一三）。二边铳和镇宁右墩枪为采集品，因此不能确定“石门墩”、“镇宁右墩”的具体位置，殊为遗憾。此外各“墩”名称仅见于文献。而大边铳的发现，使“松林墩”成为全国第三处，也是河北第二处确定位置的自名为“墩”的明长城单体建筑。
其次，有明一代，“火器私造之禁尤严...虽边镇总兵亦不得私藏私制”[41]。永乐以来炮铳的编号，动辄数千数万，全部为中央统一生产调配。因此存世明代火器铭文，虽格式内容存在差异，但用字极规范，体现了明廷对武器制造和使用的严格控制。
大边铳虽与二边铳铭文行文一致，却并不符合明代火器铭文一般规范。而且“大边”的“边”字还使用了简体俗字。该字体收录于《宋元以来俗字谱?辵部》[42]，见于《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娇红记》《白袍记》《东窗记》《目连记》《金瓶梅》等，为明代官方文件及碑刻、石刻等材料所未见。据此推测，该铭文可能非官方所刻，或为当地守*为便于管理所为。比较大边铳、二边铳、镇宁右墩枪、正德铳及延庆博物馆藏铁炮铭文，周四沟、龙门所、赤城、镇宁等均为宣府镇北路辖堡，可见在火器铭文中具驻防地，可能是宣府镇的地域特色。
宣府建镇最早，自开平内徙以来三面受敌，边警不断。相应的，总兵也日益权重。明廷许以便宜行事权，也是合理的。赤城大边铳及二边铳铭文的个性可能是对这一史实的某种反映。正统六年（年）*真、杨洪等在宣府设立神铳局自治火器，英宗“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43]。可见明代前期宣府镇就曾试图突破私藏私制火器之禁。到了明代后期，这一禁令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严格执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综上所述，张家口市崇礼区此次发现的火器残件，为明中后期所造之佛郎机炮管，年代不早*靖朝，形制符合明代《西法神机》所描述的“小佛郎机”，或《武备志》之“四等佛郎机”。其铭文表明该器的使用地为明长城宣府镇北路赤城堡辖烽火台松林墩。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三件证明烽火台自名为“墩”的考古证据。其铭文格式、用字与明代火器铭文的一般规范存在差异，有比较明显的地狱特色，可能与宣府镇的特殊*事地位有关。
该器物的发现为研究明代武器管理与*事史及明长城建筑史、明长城烽燧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附记：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国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资助。文章的写作得到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培生所长、刘文清副所长、魏惠平主任，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吴占钦局长，以及河北木石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刘颂先生的大力协助，特此向有关单位及同仁表示感谢！
注释：
[1]成东：《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文物》年第4期。
[2][3][31][40]钟少异《：中国青铜铳铳炮总叙》，《中国历史文物》年第2期。
[4]李鼎元：《河北怀来县出土明代火器》，《考古》年第12期。
[5][9]崔璿：《内蒙古发现的明初铜火铳》，《文物》年第11期。
[6][10]李开岭、胡书林：《山东德州出土铜火铳与火炮》，《考古》年第10期。
[7]徐伯元：《江苏常州出土明代铜铳铜炮》，《考古》年第7期。
[8][39]史宝珍：《镇江出土的明代火器》，《文物》年第7期。
[11]杜蔚：《甘肃定西出土明代管形火器》，《文物》年第6期。
[12]于立凡：《首都博物馆藏明代火铳火炮》，《文物春秋》年第3期。
[13]古运泉：《广东高要县发现明初铜铁铳》，《文物》年第4期。
[14][37]赤城县博物馆：《河北赤城发现明代窖藏火器》，《文物春秋》年第4期。
[15][22][23][27][28]《大明会典》卷一九二《*器*装二·火器》，万历十五年刻本，第页。
[16]（明）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造小佛郎机法》，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8-9页。
[17]据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天津教育出版社，年）；B.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的相关研究推算，明代一寸约合今3.2厘米。
[18][30][德]汤若望、（明）焦勗：《火攻挈要》卷上《制造狼机鸟铳说略》，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年，第18页。
[19][21]赵凤祥：《明代佛郎机铳核心技术特征及其转变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年第3期。
[20]同[16]，第21页。笔者怀疑刻本有误，二等内径“一尺”当为一寸，三等内径“五分”当为“一分”。
[24]同[16]，第22页。
[25]周铮、杨青松：《佛郎机铳浅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年第1期。
[26][29]（明）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器解》，中华书局，年，第页。
[32]《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钞本，嘉靖十年六月壬辰条。
[33]许慧君：《明代长城大边小考》，《华夏考古》年第3期。
[34]（明）王崇献：《宣府镇志》卷三，线装书局，年，第3－30页。
[35]郑绍宗、郑立新：《河北发现元明时期管状火器—铜炮、铜铳的研究（下）》，《华夏考古》年第2期。
[36]宋志刚《：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铜火铳火炮》，《文物春秋》年第4期。
[38]同[32]，卷三九五，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甲辰条。
[41]同[19]；参见刘旭：《中国古代火器火药史》，大象出版社，年，第70页。原引自（明）王鸣鹤：《火攻答》。
[42]刘复共、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辵部》，中研院史语所，年，第97页。
[43]《明史》卷九二《兵志四》，中华书局，年，第页。
[44]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年，第36、页。
作者简介：
张依萌，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研究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员，长城世界文化遗产专员。主要从事长城考古、长城保护与管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研究。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学硕士。先后参与全国长城资源调查与认定、长城执法专项督察等工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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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依萌
责任编辑：飞猫
编辑支持：火箭人
“本文原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年第11期，引用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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