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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乡村善*：南宋儒者治乡的三重维度
崔海东，哲学博士，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第1期
摘
要
南宋儒者将乡村成员分为三个阶层，作为乡村领导与精英的“官员—士绅”阶层；对基层社会起到严重破坏作用的“吏胥—豪民”阶层；需要予以保护和教养的“富民—平民”阶层，而后针对三者特点采取不同策略展开下行之乡治。依重和联合第一个阶层：依靠官员，揭示其自身与为*之弊端、形成原因并提出对策，积极改造之；团结士绅，共同推进乡间公共事务的发展。规范和惩治第二个阶层：规范吏胥，揭示其对下欺压百姓、对上欺蒙官员之弊端及成因并提出对策，予以限制利用；惩治豪民，揭示其对下祸害乡里、对上欺凌官吏，并与吏胥相勾结之危害，严惩不贷。保护与教养第三个阶层：保护富民，客观看待其作用，妥善维护其利益；教养平民，在民生方面保田地、均赋税、宽役法、备灾荒、严治安，在教化方面则制家礼以收拢宗族，兴书院以教化乡*。
关键词
南宋儒者；乡村治理；官员-士绅阶层；吏胥-豪民阶层；富民-平民阶层；下行*治
南宋的乡村世界，成员错综复杂，若以权威言，则既有官员、吏胥、乡村行*头目等制度性权威，又有宗族、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巫师、僧道等宗教人士之非制度性权威{1}；若以齐民言，则依贵贱可分官户、民户{2}，依土地所有可分主户、客户{3}，以资产众寡可分五等户{4}；若就其精英言，以特权有形势户{5}，以财产有新兴之富民{6}，以性质有豪民与长者[1]。然则儒者{7}厕身其中，欲践履其下行*治，则取舍权衡，将之析为“官员—士绅”、“吏胥—豪强”、“富民—平民”三者，廓清主次，分别因应，展开乡治。
一、对“官员—士绅”阶层的依重与联合
儒者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故其治乡，特重“官员—士绅”此一以文化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首先视基层官员与乡间士绅为可以依重、团结的正面力量。
（一）依重基层官员
宋代地方*府分三级，最高是路，中级是州、府、*、监，最低则是县。县级官员有知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2]（P），其职责“县令掌总治民*，劝课农桑，平决讼狱，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赈给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受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及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申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丞掌贰令之职，主簿、尉佐理县务，而主簿专掌稽考簿书，尉掌追捕盗贼及检覆之事。小县不置丞，或以主簿兼县尉之职”[3]（P）。儒者对基层官员并非肤浅之肯定，而是辩证之联合。
其一，加强日常联系，汇报舆情，增进友谊。如陈淳一生未第，居乡授业，他经常与地方官员书信来往，讨论*事，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事关民风民俗，如淫戏、淫祀、佛老、学校、贡举等，旨在塑造良好的民风民俗、教化百姓；二是事关民生经济，如屠牛、秤会价、盗窃、海盗等，旨在杜绝民害、减轻百姓负担[4]（P32-33）。正因其修德进业，“居乡不沽名循俗，恬然退过，若无闻焉”，故“郡守以下皆礼重之，时造其庐而请焉”[2]（P），“或质以所疑,或咨以时*，而一时之硕儒学子问道踵至”（《北溪大全集·外集·述叙》）[5]（P）。再如陆九渊居乡期间也频频给基层官员写信，首先是职务全，基本上基层官员都写过信，如《与程帅》《与赵宰》《与陈倅》《与宋漕》《与赵监》《与陈教授》《与赵推》等等，可谓悉备；其次是事务广，凡为官本质、民生、大害、日常事务、重大事件等均有反映。
其二，揭示官员为*之弊。一则揭示其自身之弊。首先主观懒*。基层官员往往自命清高，甚至不理*事托于吏胥。如真德秀云：“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经》）[6]（P）陆九渊亦云：“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首食货，孟子言王*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贪猥，弊事日以众多，岂可不责之儒者？”[7]（P70）其次能力缺失。基层官员绝大部分都由科举出仕，严重缺乏钱粮刑谷等专业能力，一朝临*，则如叶适所言：“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也。’学与*判然为二。”[8]（P）相反，基层“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9]（P）)，所以“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8]（P），由此太阿倒持，治权沦于吏胥，造成了基层*治的恶化。
二则揭示其治理之弊。首先，对上之赋税。南宋内外交迫，赋税极重，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所入乃至六千余万”贯，南渡后奄有半域，然“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10]，故朱子愤道“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百十《论兵》）[11]（P）。正因中央强征赋税，导致县邑财*困窘，往往如范成大所言“蕞尔小邑，负责犹数巨万”（《吴都文粹》）[12]穷县更甚，如*榦云：“江西诸县惟新淦最为难治，二十年间为知县者十*而九败，为人吏者朝补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缘财赋窘乏，入少出多。”（《勉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临江*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13]（P）上级催赋极其残酷，县官只得往下加码盘剥。如*榦云：“每岁三总领所专人络绎催促，县道决无可补填，徒被追扰……斥辱微官，甚于奴隶；扯捽小吏，甚于罪囚；诛求金钱，甚于攘劫；叫号街巷，歌舞市肆，必厌其所欲而后反。”（《勉斋集》卷二十九《申临江*乞申朝省除豁纲欠》）[13]（P）又如*震云：“户部督州郡，不问额之虚实，州郡督县道，不问力之有无。县道无所分责，凡可凿空掠剩，贼民而害农，无所不用。”（《*氏日抄》卷六十七《应诏》）[14]（P）故陆九渊认为金溪地偏本可自给，然“贪吏并缘，侵欲无艺，槌骨沥髓，民不聊生”[7]（P）。甚至民间出现“一鸡未肥，里胥杀而食之矣。持百钱而至邑，群吏夺而取之矣”[15]之现象。
其次，对下之诉讼。宋人极好讼[16]，导致地方狱讼事务繁多，时人谓：“今所谓县令者，旦朝受牒讼，暮夜省按牍，牒诉之多或至数百，少者不下数十，案牍之繁，堆几益格，其间名为强敏者，随事剖决，不至滞淹，已不可多得。傥复责其余力，足办狱事，讯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诚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17]如*震称吉州健讼云：“当职自交割后四五十日之间，已判过吉州不切公事七八百件。今住司人来尚复有之。”（《*氏日抄》卷七十九《又再榜谕吉州词讼》）[14]（P）陈淳亦云漳州好讼：“今侍丞下车第一引词状，日几至三四百者。”（《北溪大全集》卷四七《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5]（P）诉讼既多，官员人少，无力妥善处理，正为吏胥所篡，酿成恶果。如陆九渊云：“今风俗弊甚，狱讼烦多，吏奸为朋，民无所归命。曲直不分，以贿为胜负。……盖狱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权。平民一柢入狱，唯狱吏之所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从而察之，不能复有所见矣。盖其启情皆由于吏卒之所成练。”[7]（P）
其三，提出相应之对策。一则解决自身问题。首先提升勤*意识。如真德秀云：“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叶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以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奖。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经》）[6]（P）在此基础上，儒者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如真德秀知泉州，“至之日，延见黧老，问田里疾痛疴痒，与前守令之贤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为之”（《西山文集》卷二四《永春大夫御史*公祠记》）[18]（P）。*榦知安庆，“理民讼、接宾客与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2]（P）。
二则解决治理问题。首先针对赋税之弊。儒者要求基层官员加强专业学习。如陆九渊云“今簿书不理，吏胥因为紊乱，为长吏者难于稽考，吏胥与奸民为市，使长吏无所窥其踪迹，此所当深思精考，核其本末，求其要领，乃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簿书齐整明白，吏无所容奸，则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复被扰矣。”[7]（P）朱子则授以同安主簿之经验，“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民生与赋税之间的矛盾，保证国家任务完成。如陆九渊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当野人供之，今赋输之法，斯民所当遵而不违也。违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居从而督之，理之宜也。为守宰者不可托‘催科*拙’之言而置赋税之事一切不管”，“若循理而治赋输，又不宽上府之督责……岂不甚公甚正、甚荣甚美哉？”[7]（P）然不当之赋税要力争减免，遇灾更应做好上报减免工作，必要时甚至要以民生优先，宁可不完成催科任务。如陆九渊云：“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亮，则宁身受其罪。”[7]（P99）
其次解决诉讼问题。儒者要求官员深入乡村掌握实情。如陆九渊认为理想官员乃汉之*霸，其对辖区内大小事务了如指掌，故能准确破案。他自己就身体力行，轻松断案准确抓获偷盗者，结果“吏大惊，郡人以为神”[2]（P）。在此基础上注重研究侦破审理的规律与方法。朱子传授弟子云“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日日检点了，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陆九渊对官员亦敦敦相告：“今有两词各护其说，左证疑似，簿书契要无可考据，事又有不在簿书契要者，则狱中求实之法，谓之闪隔。假令有二人则隔为二处，三人则隔为三处，不使之相闻知。以吾所疑与其事之节目，逐处审问，谨思精察要领，可以得情者，反复求之。若使得在于初词之外，若可据信，则必于两处参审，必使有若合符节者，乃可据耳。然此事最难，若官人尽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则吏卒必阳漏其事，则官人之智无所施矣。”[7]（P-）
只要经过针对训练，基层官员治理能力即会有效提升，如朱子向朝廷推荐龙溪知县翁德广时称“尝以县事大要者三，察其施为，知其果有可称者，刑狱、词讼、财赋是也”（《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荐知龙溪县翁德广状》）[11]（P-）。叶适也列举几例，在断狱方面如徐讳谊在歙县处理一起吏胥、保正勾结杀人并载赃死者妻子的冤案[8]（P）。在精通钱粮刑谷方面如赵善悉在理财等专业能力上超过了职业吏胥[8]（P）。在加强与民众沟通联系方面如徐讳谊经常微服私访了解民情[8]（P）。在兴办公共工程方面如王木叔在绩溪县为开塘储水，自筹资金购买民田再行开挖，并且官买工具，又以工食助民，结果顺利完成工程，使民众不再受旱灾[8]（P）。
对于不称职者，儒者则直言规劝，如陆九渊《与陈倅》中云：“近闻苏宰施设，极有可疑，其意专欲趣办，不复有一毫为民之心。其施设往往可笑，官钱想未必能办，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复渠书，已尝寓其大意，早晚更当作书直勉之。”[7]（P99-）其在《与苏宰》中则直云：“荒邑荐饥，生理日瘁。旧令尹未知加意，竭泽而渔。诚如来意，所以抚摩而使之苏息者，繄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远，注心循良，当路多贤，公论昭白，有如少缓催科，而专一‘抚’字，宜可安意为之，不至有龃龉不遂之忧。”[7]（P）此是提醒他不要学前任涸泽而渔，相反要体恤民力，以抚为主。至于不称职者则上报罢黜，如朱子认为江山县王执中“庸谬山野，不堪治剧”并列举其囚禁平民以行科敛、备荒不力等渎职事宜，“委是弛慢不职之甚，难以容令在任”，故申请“将王执中特赐罢黜”（《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11]（P-）。
（二）联合士绅
有宋家法优待文人，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中科举及第者自然为官，占绝大多数的未第者则留在乡间，与候缺、丁忧、赋闲、致仕等官员构成了庞大的士绅集团，这样在基层形成所谓士绅社会。因为“士绅阶层以从事进士业的地位和文化优势，往往扮演了地方领袖的角色，在学校教育、兴修水利、防灾抗灾、救荒赈济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地方事务，起到了各级*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于所受教育和利害关系，士绅们在*治上与朝廷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成了赵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19]（P11-12）。且其是本地人，正可弥补官员是外乡人之缺陷。故而儒者视为同袍，紧密团结他们。儒者特别注意统一舆论，以求同声共气。如就征收陶户税的问题，陆九渊与本地士绅展开讨论，认为本县陶户乃是农民农闲时补贴家用，不应征税，当力诤郡守勿行此举，而本地士绅更不应为之辩护[7]（P）。在此基础上，支持或联合士绅积极推进公务事务。如社仓乃朱子好友魏掞之首创，再由朱子推广。首创平籴的则是陆九渊的兄长九韶。陆九渊不仅前后与杨守、赵监、陈教授、*监等基层官员相与讨论，更是积极联合乡间士绅如“赵丈”等人，结成共同体，联合推动之。又如楼钥所记，淳熙十三年两浙慈溪县修水利，在规划时“选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会计，不使吏预其间，故财不蠹，民不扰，一箠不施而利兴害除，可传永久”（《攻媿集》卷五十九《慈溪县兴修水利记》）[20]（P47）。
二、对“吏胥—豪民”阶层的压制与打击
南宋乡间并非完全是温情脉脉、守望相助的田园，最横行无道者是吏胥与豪民，二者往往沆瀣一气，为祸乡里，故儒士对此二者展开压制与打击。
（一）压制吏胥
一般来说，乡村自治在宋朝一定程度上存在过[21]，但公权力并非绝迹于乡村，实际上，乡村世界的日常运行，如赋役、狱讼等均需一只常规队伍来维系。此即有宋地方*治之吏胥阶层。所谓吏胥乃“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22]（P），即在*府各级机构中，除了主管官、佐官、属官之外的那些官府雇佣的低级办事人员。其形成或出召募，或应差役[19]（P-）。他们或主行文书、或供役驱使，曾在两宋*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23]。但又是造成地方*治黑暗腐败、百姓赋税负担更加沉重、阶层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19]（P11-12）。在乡村基层*权中，更是充斥着庞大的吏职人员。其中“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耆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22]（P），南宋之保甲制则有保正副之设置[22]（P）。以上人员之职能基本覆盖了乡村社会生活。
其一，揭示吏胥之危害。宋人有诗云：“人逢胥吏面，唾欲捣其胸。伤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虫。”（《乐轩集》卷二《憎吏行》）[24]甚至将宋亡归于之。早在北宋儒者已有忧虑，南宋更是屡作检讨。
一则认为其对下欺压百姓。宋人频以“虎”称谓吏胥，如蔡杭云铅山有十虎[9]（P），陆九渊云金溪有三虎[7]（P98-99），可见其在乡村世界*害之深。首先，在司法过程中，其往往借侦捕之名，骚扰百姓，搜括民财。“弓手不过假捕盗乡闾，执缚良民，骚扰百出。手力亦不过假监系害民，以觅厚赂”（《州县提纲》卷二《月给雇金》）[25]（P）。“弓手、土*一至百姓之家，如虎之出林，獭之入水，决无空过之理，其为骚扰，不待根究而后知”[9]（P27）。而后滥用刑罚，掌控狱讼。如陆九渊云：“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系、鞭箠之间，残其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觉，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纍纍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之符以赴诉于上。”[7]（P72）其次在输纳赋税过程中，又巧取豪夺，截取赋税。如陆九渊云“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7]（P72）；“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比者数吏魁田连阡陌，楼观岧荛，服食燕设，拟于贵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7]（P55）。陈淳亦言福建漳州的榷盐收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赢”（《北溪大全集》卷四四《上庄大卿论鬻盐》）[5]（P）。
以上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基层行*头目乃轮于差役，没有合法官俸。“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26]（P）故转而渔肉百姓。如陆九渊所云，“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7]（P）。其次地方*府中许多日常开支都需吏胥自备，甚至某些官员因财*困窘还勒索吏胥，故吏胥只得盘剥百姓。如“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彩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遣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嘻，彼财何自来哉，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26]（P）。
二则认为其对上造成官弱吏强。部分官员有时也会欺压、盘剥吏胥[27]（P-），但总体看来，宋代还是“吏强官弱，浸以成风”[2]（P10）。首先，吏胥惯于欺骗官员。此如陆九渊云，“狱讼惟得情为难。官人常欲知其实，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事实，故官人欲知事实甚难。官人问事于吏，吏效其说，必非其实，然必为实形。欲为实形，亦必稍假于实。盖不为实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实，吏必多方以乱之，纵不能尽乱之，亦必稍乱之。盖官人纯得事实，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实为难，纯以事实行之为尤难。”[7]（P）其次吏胥甚至完全架空县官，执掌生杀大权。此辈甚至“自号立地知县”[9]（P），且被百姓“目为立地官人”（《州县提纲》卷一《防吏弄权》）[25]（P）。“县吏则曰：我即知县也；府吏则曰：我即知府也。十四乡之贵寓巨室，我能钳之而制之。十四乡之下户细民，我可生之而杀之”（《蛟峰外集》卷二《淳民以横敛上蛟峰先生书》）[28]。故蔡杭称基层*权为“吏人世界”[9]（P20），叶适则称为“公人世界”[8]（P），官员则几被忽略。
此形成原因极多，略撮其三：一则官是流官，吏胥则是本地人，代代世袭，正如陆九渊所云：“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也。”[7]（P）叶适也说，根据宋制县官三年一换，“皆总于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8]（P）。一般官员异地任职数年，对当地事务不甚了解，全靠所用当地人来行各种公事，使吏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循环体系，导致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7]（P）。二则如前所述，其掌握了钱粮刑谷等治理业务能力，成为基层治权真正的主角。三则从更深处说，官、吏分离当源自宋室的分权设计，以防士人独揽治权，是为祖宗家法。叶适曾有一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即以新进及任子官员出任吏职，既解决冗官问题又解决吏胥问题，可谓一举数得[7]（P）。但正因此家法惜未实行，否则必将对南宋吏治起到根本性的扭转。故儒者无法根除之，只得最大程度限制、规范之。
其二，整治吏胥。一则官员要自我反省，主动夺回放弃已久的为*主动权。“害民莫如吏，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吏手”，于是“吏奸纵横，百姓无所措手足”[9]（P40）。故陆九渊云：“公人之所从得志，本在官人不才。……十数年来，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渍，靡然一律。而书生腐儒，又以经术为之羽翼，为之干城，沮正救之势，塞惩治之路，潜御其侮，阴助其澜。故官人之才者，虽易以自见，易得盛誉，而无补风俗，无救大势。至其不才，必至大乱。中人无以自立，皆从风而靡，随波而流。”[7]（P68）故而官员当自省，“今之为官者，皆曰吏之贪，不可不惩；吏之顽，不可不治。夫吏之贪顽，固可惩治矣，然必先反诸己以率吏。……士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禄，尚或亡厌，而窃于公，取于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备，乃反以彼为贪为顽，何耶？故尝谓惟圭璧其身，纤毫无砧，然后可以严责吏矣”（《州县提纲》卷一《责吏须自反》）[25]（P）。
二则对吏胥要加强教育，强化规范。如陆九渊在荆门，“更变风俗”，“初习俗偷人，以执役为耻，吏为好衣闲观。至是此风一变，督役官吏布衣、杂役夫佐力，相勉以义，不专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苦无事”。次年，效果就非常显著，“此间风俗，旬月浸觉变易形见，大概是非善恶处明，人无贵贱皆向善，气质不美者亦革面，*所谓脉不病，虽瘠不害，近来吏卒多贫，而有穷快活之说。”[7]（P-）
三则要严加惩治，不能失之于宽。陆九渊认为“有识君子，不可听计于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岂可反入其笼罩之中也。”[7]（P）其特别批评了所谓之宽仁思想，“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时持宽仁之说者，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谓议论之蔽，而忧之未能去怀者也。”[7]（P73）)朱子也说：“大抵做官，须是令自家常闲，吏胥常忙。”（《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所以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对策就是加大打击力度，从而使狡吏得惩。如陆九渊云“近数得尤丈书，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胜庆快。得乡人书与家书，备报田亩闾巷欢呼鼓舞之状。”[7]（P98）
（二）惩治豪民
有宋乡间豪民的背景相当复杂，主要包括官宦、地主、地主兼商人、吏胥、讼师以及一些经黥配之后的恶吏等[27]（P），其是南宋乡村秩序主要的破坏者，儒者对之则严加惩治。
其一，揭露豪民问题。一则对下霸占资源，武断乡曲。如楼钥云龙游县“豪右并大溪为舂磑以擅利”（《攻媿集》卷一百四《知梅州张君墓志铭》）[20]（P）；又云台州*岩县“有豪民，武断一方，蓄雄狡数十辈，分而为三，曰大神者为之谋事，曰中神者为之行赀，曰小神者则无赖善斗之人也，官吏莫敢谁何”（《攻媿集》卷九十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20]（P）。*榦则云“有豪强之家强占长江水利，收鱼利钱者”（《勉斋集》卷三四《放免渔人纲钓鱼利钱榜文》）[13]（P）；“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小民贫困，多被屈抑，便使偶得理直，而追逮费用已不胜其困矣”（《勉斋集》卷三三《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13]（P）；“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后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各其几家……而官府不问，法令不加，拥高赀，据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则豪横之徒又何苦而不为恶耶”（《勉斋集》卷二七《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13]（P-），以至“豪户控持奸民欺侮善良失职，乡井萧条，虽有循良之吏，亦无所施”（《勉斋集》卷二九《申临江*乞申朝省除豁纲欠》）[13]（P）。
二则对上抗租拒捕，欺凌基层官吏。如朱子认为“举子根本，全仰诸庄佃户送纳租课、诸都人户回纳息米”，但如今“佃户多是豪滑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纳，至有来年夏秋而无敢催督之者”（《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约束》）[11]（P）。朱子知南康*时，都昌县豪民刘邦逵只因与乡人争胜，竟利用行保甲法蓄藏兵仗、备置金鼓之便，“辄行关集，鸣锣持仗，过都越保，欲以报复怨仇，抗御捕吏”，朱子惊呼，“乡里豪右平居挟财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权，妄以关集教阅为名，聚众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禁保甲擅关集札子》）[11]（P）。豪民对基层官员稍有不满，则倾陷之使被罢。如朱子在漳州行经界之际，“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2]（P）。甚至发展到胆敢公然殴打官员，如分阳豪强何贵，“一犯其锋，狠仆成群，直造县治，入擒胥吏，犹可诿也，扯知县衣，伤知县之指”[9]（P）。面对豪强欺凌，地方官吏避其锋芒。如淳熙年间，兴国*永兴县知县赵伯彬被寄居豪强王质“陵铄辱骂”，只得“乞寻医回避”[3]（P）。
三则与胥吏狼狈为奸，为害乡里。如陆九渊多次将吏胥、奸民并称，“吏胥猖獗，奸民以嚚讼射利者，与吏相表里，公为交斗，肆行无忌，柔良不得安迹。”[7]（P）*震亦云“奸豪玩法，睚眦微隙，必嘱县吏差县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氏日抄》卷七〇《申府乞免躬亲扰民及理索状》）[14]（P）。
造成豪强如此气势的原因很多。一则豪民非富即贵，贵者有*治背景，官员“慕其权势，而因以为纳交求媚之计者”（《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八《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约束》）[11]（P），“县官甫下车，则先诏问权要声援，往往循习谄媚，互相交结”[3]（P），甚至认为“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一二《论官》）[11]（P）。二则如前所说，南宋地方财*困难，需借贷于豪民。如*榦云江西新淦“通一年计之，常欠二万余缗。官吏无以为策，只有恳求上户预借官物，县道之柄从此倒持，豪强之家得以控扼。请求关节，残害细民。苟有不从，便生论诉”（《勉斋集》卷二十九《新淦申临江*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13]（P）。
其二，严惩豪民。*榦在新淦云：“以一身当众怒，凡寓公之家，无不见怨者，盖平日豪横成风，不容不痛治也。然为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气，便罢黜亦无憾矣。”（《勉斋集》卷五《与李敬子司直书》）[13]（P55）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2]（P）。朱子自言，“在长沙治一姓张人，……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百六《外任》）[11]（P）。其在南康*备荒“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戢，闾里安靖”[29]（P）。遇到极等之形势户，亦不为所屈，如金华县孝顺乡第十二都有“极等上户”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在本地灾荒中拒不赈粜，朱子先后请县、州两级官员传唤之，其“公然抗拒，首尾三日，不肯前来”，故朱子奏请中央，予以正法（《朱子全书》卷二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11]（P）。
三、对“富民—平民”之保护与教养
南宋儒者的乡治，最终还是落实到平民之生存。有宋富民阶层崛起，其富而好礼者，则是乡间之长者，儒者要求保护之，而对平民之措施则集中于教、养两方面。
（一）保护富民
其一，客观看待富人之社会作用。一则民生方面其成为州县之本。有宋不抑兼并，承认土地私有，在乡村中，上户只占总户数的l%，却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30]。但是富民并没有任何*治、经济上的特权，其对上乃是国家赋税的主体，所谓“常岁科配，皆出富室”[3]（P）。宋太祖即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历代兵制》卷八《本朝》）[31]叶适亦云：“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8]（P）其对下则是养民的主体。此如叶适所言：“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也。”[8]（P-）整个社会中承担养民责任的主体由*府转为富人。
二则彼辈亦能积极提升自我修养，投身乡间的公共事务。时人谓“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间有道义重士，文献故家，过从往来，尽可以问*请益，植材润屋，积粟盈囷，缓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济无”（《昼帘绪论·势利篇第十四》）[26]（P）。陈亮友人义乌富翁喻师“教其子孙，皆兴于学”，并经常训勉家中子弟[32]（P）。叶适友人永康吕师愈“骤起家，富于一县。而其子孙既皆深于儒，寒苦自课，如未尝富者。可谓知本务矣”[8]（P）。另一友人东阳富民郭钦止创石洞书院，“礼聘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他去世后，“诸子修之而不废”“至今五十年”[8]（P）。*榦友人临川富民*仲修“笃于教子不为剽窃以徼利达，择师取友不远数百里，必求有学行者致之”（《勉斋集》卷三十八《*仲修墓志铭》）[13]（P）富民阶层还积极投身地方上的赈灾、扶贫、恤弱等公务事务。如真德秀友人宜*曹尧咨于其家立通济仓，“计所有之田岁收亩六升以入之，遇年饥则发以粜。量必宽、价必平，于是一方之人赖以全活者甚众”（《西山文集》卷三十六《跋曹唐弼通济仓记》）[18]（P）。朱子在南康*赈旱，就曾向长者“访其规制次序，为郡县赈济法”（《昌谷集》卷十八《从兄云梦县尉墓志铭》）[33]“又以赏格劝谕富室，得米一万九千石，赈给饥民”[29]（P）。吕祖谦记载绍兴年间义乌富商徐氏于乡里多施恩泽，时“天大寒，视并舍惸独困殍，日赋之食，至于春乃罢，帅以为常”[34]。
其二，要求保护富民。儒者认为富室与平民相互依存，并无不可以调和之矛盾，如朱子云：“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计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成立。”（《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11]（P）又如王柏言：“嗟夫，田不井授，王*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久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家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响*，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35]故要求保护富民。如叶适认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能不加区别，对其一律严抑，“不宜豫置嫉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8]（P）。此是时贤之共识。陈亮友人吏部侍郎章服针对“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为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32]（P），亦是此意。
（二）教养平民
其一，民生。陆九渊云：“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7]（P-）真德秀亦云，潭州五等下户在“农事方兴之际称贷富民，出息数倍，以为耕种之资。及至秋成，不能尽偿，则又转息为本，其为困苦，已不胜言”（《西山文集》卷十《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18]（P）。故儒者最关心的是平民的民生问题。其措施如下：一则保田地。土地是民众生活、生产最根本的资料，历代儒家对此均非常关心，朱子、吕祖谦均有井田构想，但亦认识到不切实际，未予实践，叶适则直接否定之，要求在现实情况下，保护农夫已得之私田[8]（P）。陆九渊亦要求区分官田与省庄田，保护后者，不得与前者混同“责括而卖之……异时有钱以买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夺良农固有熟耕之田，以资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离困穷，衔冤茹痛，相枕藉为沟中瘠”[7]（P-）。
二则均赋税。前文已述南宋赋税极重，其结果即朱子所说“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朱子全书》第17册《语类》卷一〇八《论治道》）[11]（P）。对此，儒者认为当“取焉而不伤民，予以而不伤国”[7]（P）。具体措施，除了主动要求减免不合理的赋税外，就是行经界，平均田税。朱子早在任同安主簿时，已“知三郡经界不行之害”[2]（P），朱子出任漳州知州，即告喻四方“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并民田而不受产，则其产虚桩在无业之家；冒占官地而纽租，则其俵寄于不佃之户。奸胥猾吏，寅缘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贫民下户枉被追呼，监系捶楚，无所告诉”（《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晓示经界差甲头榜》）[11]（P-4）；又上言“版籍不正，田税不均”“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经界申请司状》）[11]（P），决心加以改革，施行“经界法”，丈量土地，核实田亩，以“正版籍”“随亩均产”，以均田税，其效显著，“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行，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挠而利于己，莫不鼓舞”，所惜为豪民联合吏胥阴沮而败[2]（P）。
三则宽役法。南宋于差役、雇役后，又由“布衣”杨权所首请而后推行义役（《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义役利害状》）[11]（P），然朱子认为“或以才智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优富，凌寡暴孤”[2]（P）。他详细考察处州与山阴之义役，列检前者之弊，首先本该出钱的上户、官户、寺观等阴不出钱，反而是田少下户出钱；其次逐都立役首、排役次，颇有不公，徒增词讼。相比后者则“简直易明，无他弊病，又且不须冲改现行条法，委实利便”，故奏请实行（《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义役利害状》）[11]（P）。他还推荐了彭仲刚的方案，“且如乡有宽狭，宽乡富家多，狭乡富家少；狭乡富家靳靳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家荡产，极可怜悯！彭计一县有几乡，乡有阔狭，某乡多富家，某乡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两乡，令其均平。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朱子全书》第18册《语类》卷一百一十一《论民》）[11]（P-）。
四则备灾荒。首先是处置突发灾荒。如朱子在南康*救灾，大修荒*，减免赋税，兴修江堤[29]（P-）。其次是建立常备机构。朱子居崇安乡间始建社仓{8}，在荒年将*府储存的粮食贷给灾民（《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11]（P-），朱子又详立其条目规章与流程事项等，并在全境推广之（《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社仓事目》）[11]（P-）。陆九渊将之在家乡大力推行，并由其兄陆九韶管理，民至讴谣[7]（P），又根据实行过程中发现的弊端予以改进，创立平籴，即平时购买老百姓的粮食，灾时则以平价再度卖给老百姓[7]（P）。
五则严治安。陆九龄执教兴国*，“会湖南茶寇剽卢陵，声摇旁郡，人心震摄”，九龄整顿义社，“调度屯御皆有法，寇虽不至，而郡县以为重”，又“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岁恶，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2]（P）。陆九渊在南康则强调群防力量，组织“烟火队”，“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逸一人，群盗屏息”，收到良好效果[2]（P）。朱子弟子张宇宗“乃因人情，倡为义甲，一家有警则甲众毕集，盗以屏息”（《鹤山集》卷八十《归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张君墓志铭》）[36]。
其二，行教化。一则于家族层面，制作家礼，收拢宗族。朱子居乡期间，欲“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朱子全书》第15册《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11]（P），故损益原本只行于高官贵族之礼制，先后编写了《祭仪》、《古今家祭礼》、《家礼》等礼书，以重建乡村之良秩。吕祖谦亦立有《家范》。陆九龄则继父之志，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2]（P）。
二则乡*层面，兴办教育。彼时宋儒已自觉承担起教化乡里的责任，故大兴书院，私人讲学十分盛行，如朱子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37]，陆九渊有槐堂与象山精舍，吕祖谦有丽泽书院等，在民间取得很大影响。如叶适云：“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8]（P）又云：“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闽、浙士；有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矣。以故越人为其学尤众。雨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8]（P）。余波所及，独学者则“夜后市音閴寂，乃闻独诵声琅然”[8]（P）；合族者则“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买田百亩助之食”[8]（P-）。
综上，南宋儒者的乡村治理在三重维度上立体展开：依靠官员，团结士绅；限制吏胥，打击豪民；保护富民，教养平民，从而在处江湖之远的乡土舞台上，描绘出儒家下行*治的壮丽图卷。
注：
{1}参见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载《江淮论坛》年第1期；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辑刊》年第2期；王华艳、范立舟：《南宋乡村的非*府势力初探》，载《浙江社会科学》年第1期。
{2}官户，指一品至九品的品官之家，与民户相对。某些通过出钱等途径买得的官、宗室亲、义勇保甲和阵亡之家因恩泽授者、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须至朝官（正八品以上），才能算官户。官员死去，其子孙得荫补者，不管有品无品，也算官户。荫尽，官户需改为民户。客户，指没有土地、常居于主人之家，为人庸耕的佃农。分见何忠礼：《宋代*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页、-页。
{3}主户，又称税户，是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主要划分标准是土地。客户指没有土地，常居于主人之家，为人庸耕的佃农。但并非所有佃农都是客户，有豪家承包官田被再转租佃户，故南宋有时是按税收分主客。见何忠礼：《宋代*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4}主户依土地多少分为五等（标准而地区而异），其中第一、二等（或仅第一等户）称为上户，属大地主之列，第三等（或第二、三等户）称为中户，属中小地主；第四等为自耕农，甚至是富农；第五等则是半自耕农或贫农。见何忠礼：《宋代*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5}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在各路府州*县各级官府衙门充任胥吏及乡村基层*权头目及其家属，以及部分上户。见尹敬坊：《关于宋代的形势户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年第6期。
{6}*启昌率先提出“富民阶层”的概念，见*启昌：《富民阶层与宋代社会》，载《求索》年第3期。后林文勋将之发展为“富民社会”，见林文勋：《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载《思想战线》，年第6期；林文勋：《论题：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载《历史教学问题》，年第2期；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等。
{7}本文之儒者，是指居乡或在基层为官的著名儒者，具体而言是以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中心，辐射及其师友弟子而形成的儒家团体。
{8}按田浩先生所考察，朱子的朋友魏掞之（6-3年）最初在0年代在当地建立社仓，后7年，朱子与刘如愚（2年进士）在福建崇安赈灾时，根据魏掞之的先例，建议州府设立社仓，并获得赞助费用。崇安的社仓于1年建立，并由刘的亲戚管理，在吕祖谦帮助下，社仓又由福建传到金华。但后代人把社仓主要归功于朱子。见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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