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bdfyy/qsnbdf/第一卷--聂石樵李炳海主编
总绪论第一节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文学史著作的当性文学史史料学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２２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斑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２０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治的角度对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３９８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２０世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２０年代、３０年代、四五十年代、６０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第二节中国文学的演进
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俗与雅各种文体的渗透与交融复古与革新文与道 推动中国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所谓外部因素是指社会经济、*治、文化的影响，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例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治的大变革带来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与之相适应，文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代大一统的*治背景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对汉赋的出现和汉代散文的特点有直接的影响。汉末的*巾起义及*阀混战，影响了建安时期一代人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面北朝的对峙造成南北文风的不同，隋唐的统一以及唐代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宋代理学的兴起，士人入仕机会的增多，以及印刷术的发展，对宋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士人地位低下，他们走向市井，直接推动了元杂剧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繁荣，市民壮大，反映和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状况，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清朝初年民族矛盾突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反映。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引起文学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要考虑到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所以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突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各种文体都有一个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的过程，所谓文体发展不平衡，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先有后。诗歌和散文是最早形成的两种文体，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用文字记载的诗文。在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中，诗和文是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中期才有了成熟的小说。而到了宋金两代，出现了宋杂剧和金院本，才标志着中国戏曲的形成。以上所说是文体的大概轮廓，如果细分，骈文是魏晋以后才形成的，词到唐代中叶才形成，白话短篇小说到宋代才形成，白话长篇小说到宋元之际才形成，散曲到元代才形成。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形成的时间相差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见不平衡的状况是多么突出。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例如小说，从远古神话到唐传奇，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而赋的形成过程就短得多了。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个朝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朝代相对繁荣些，有的朝代相对平庸些，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各个朝代各有相对发达的文体，例如：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两代的小说。这并不是说这些朝代的其他文体不值得注意，例如宋诗、清诗、清词也都很重要，但作为代表性文体还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其实在一个朝代之内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年代较长的朝代如汉、唐、宋、明，其初期的文学比较平庸，经过两代或三代人的努力，才达到高潮。有些小朝廷倒又可能在某种文体上异*突起，如梁、陈两代的诗，南唐和西蜀的词。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例如：建安文学集中于鄴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的诗人比较多，而明清两朝则比较少；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江苏、浙江两地在明清两朝文风最盛，作家最多；岭南文学在近代特别值得注意。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例如：《楚辞》带有明显的楚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特色。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有不止一个发源地。
中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是应该充分重视的，当说明文学的演进时，应当在突出主线的同时进行立体交叉式的描述。其次，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它们的互动作用值得注意。
例如，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转变和推动。《诗经》中的“国风”本是民歌，经过孔子整理，到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加以解释之后，就变雅了。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的市井之间。本是俗而又俗的文学，却引起梁陈宫廷文人的兴趣，从一个方促成面了梁陈宫体诗的产生。词在唐代本是民间通俗的曲子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雅了起来。宋元时期当戏曲在市井的勾栏瓦舍中演唱时，本是适应市民口味的俗文学。后来的文人接过这种通俗的文学形式加以提高，遂有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类精致高雅的作品。在俗与雅之间，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由雅变俗的例子也是有的，宋代有些诗人有意地以俗为美，表面上是化俗为雅，实际上是将本来高雅的诗变俗，在俗中求得新的趣味。
俗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鲜活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再如，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各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体制与功能，这构成了文体之间的界限。曹丕早在《典论·论文》里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后来新的文体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细，对不同文体的体制和功能的认识也越来越精确。文体辨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文体之间的融合更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发展的大问题。例如诗和赋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的：诗者缘情，赋者体物；诗不忌简，赋不厌繁；诗之妙在内敛，赋之妙在铺陈；诗之用在寄兴，赋之用在炫博。但魏晋以后赋吸取了诗的特点，抒情小赋兴盛起来，这是赋的诗化；而在初唐，诗又反过来吸取赋的特点，出现了诗的赋化现象，例如卢照临的《长安古意》等。再如，词和诗不但体制不同，早期的词和诗的功能、风格也不相同。“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本是配合音乐以演唱娱人的，是十七八岁女孩兒在绮筵之上浅斟低唱、佐欢侑洒的娱乐品。有关*治教化、出处穷达的大题目自有诗去表达。词不过是发泄诗里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背面的感情，诗和词的界线本是清楚的。可是从苏轼开始，以诗为词赋予词以诗的功能，诗和词的界限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模糊了。周邦彦吸取赋的写法，以赋为词，在词所限定的篇幅内极尽铺张之能事，诗和赋的疆域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而辛弃疾以文为词，词和文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又如，诗和文的界限本来也是清楚的，宋代以后却模糊了。宋人之所以能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正是他们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界限的结果。又如，中国的小说吸取诗词的地方很多，唐人传奇中的佳作如《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等，无不带有浓厚的诗意。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也和诗词有密切的关系。宋代说话一般都是有说有唱，那些唱词就是诗。所以有的小说索性就叫“诗话”、“词话”。在中国戏曲的各种因素中，唱词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唱词也是一种诗，离开唱词就没有戏曲了。
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
又如，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这是文学体裁内部的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文的领域里。魏晋以后文学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文学创作不断自觉或半自觉地进行着革新。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专门就文学的通与变，也就是因与革、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已经涉及复古与革新的问题。齐梁以来诗歌过分追求声色，出现一些弊病，（梁）裴子野的《雕虫论》予以激烈的批评。初唐的诗人陈子昂又大声疾呼恢复汉魏风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影响的复古呼声。陈子昂的复古实际上是革新，促成了声色与性情的统一，是盛唐诗歌达到高峰的因素之一。到了唐代中叶，韩愈和柳宗元又在文的领域内举起复古的旗帜，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韩、柳的复古实际上也是革新，是在三代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与“道”合一的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韩、柳之后古文一度衰落，骈文重新兴起，直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再度提倡和写作古文，才确立了古文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可见，复古与革新两者的互动也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途径。
又如，文与道的离合。这主要是指文学与儒家伦理道德、儒家*治理想的关系。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后，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演进。文学或与道离，或与道合，离与合又有程度的不同。此外，道家思想、佛学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给文学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唐代以后围绕着文以“明道”、“贯道”、“载道”有不少论述，“明道”、“贯道”、“载道”之类的说法，与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相互碰撞相互补充。当市民兴起之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抬头，在情与理的对立中发出一种新的呼声，从戏曲、小说里很容易听到。这些不同的因素及其互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
在文与道或离或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得以演进。第三节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１１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３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３世纪至１６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１６世纪至２０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１８４０）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１９１９）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一、上古期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治局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由此醖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二、中古期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鄴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治教化作用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三、近古期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砲声是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作家，龚自珍、*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爆发的１９１９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１９世纪末以来文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第一编先秦文学绪论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独有的魅力，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学尚未从当时浑沌一体的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先秦文学的特征与这时特殊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传说时期的文学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诗乐舞紧密结合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学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骨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已经发展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的记事文字；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只有两三字，直到商代晚期，铭文仍很简单。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仅三人手持牛尾，边舞边唱。其内容从八阕乐曲的题目来推测，“载民”是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则；“达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一体的原始形态。《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箫韶》即《大韶》，九成即九章，是帝舜时乐官夔所作。这套乐曲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演奏时，有钟磬琴瑟管笙箫鼗鼓柷敔等乐器，有人唱歌辞，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和凤凰起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论，认为此曲“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如天之无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也曾称赞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颖达疏去：“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以咏其辞，而声以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这段话具体论述了《大韶》诗、乐、舞三者一体的盛大场面。《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文史哲不分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春秋时期楚国的观射父所说巫、祝、宗等职务，其职责范围还难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职事，显示了巫史不分的状况。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颛顼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即掌管天文、祭祀之事。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代都承袭这一职守。而当周宣王之时，重、黎的后人失去了他们世袭的职守，成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世代代仍掌管着周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学与巫术的分化过程。根据《尚书·洪范》，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体系，编定于周初的《易》卦爻辞，已经具备了“阴阳”的观念。殷周之际，中国文化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萌芽于商代的“德”的观念，在周代得以发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和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指实。《诗经》中只有少数作品可以知道作者的姓名，多数只能推测是由公卿列士所献或采自民间，有些作品可能经过乐官的整理加工。散文的情况更为复杂：《左传》、《国语》的作者及创作时代历来众说纷纭，《尚书》、《战国策》实为后人所编；诸子散文虽然都标明了作者，但有许多并不是个人的著作，如《论语》就是孔门弟子所记，《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也有很多篇幅出自他们的后学之手。此外，先秦文学作品在传承过程中可能也有所损益。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的写定，往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师说和后学之说，可能混杂在一起，师徒间代代传授，难免有增删的情况。其次，先秦典籍经秦火以后，大多为汉人重新编定，这就难免有讹误。汉代传授先秦经典的学派除了有古文、今文的分别外，师承也很多，因此，产生了很多异说。这些都模糊了先秦文学的本来面貌，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由巫到史贵族文学的兴起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远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造者。《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而后礼。”前所列举传为神农时的《蜡辞》，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驱祸祈福的咒语歌谣。此外，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也是因占卜等巫术行为而作，不过，它们应该出自宫廷或有身份的巫觋之手。其中有些作品，句法简单整齐，偶尔协韵，是早期诗歌创作的萌芽。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巫觋祭祀降神的歌谣大多亡佚。可以想见，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春秋以后，巫觋的地位或职业有所变化，巫术祭祀歌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但它并没有绝灭。《诗经》中一些祭祖的诗歌，如《大雅·生民》等，都是宫廷巫师的作品。总的说来，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史祭祀，陈信不愧。”一般说来，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锡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商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诸篇，是史家最早的散文创作。史官世代传业，儒家所传的经书，多为他们旧藏的典籍。这些经书的文辞可分质朴与文采两类。史官所记录的，如《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都是朝廷的诰誓，直录周公口语，辞风质朴，不加文饰。史官自作的，如《周书》中的《洪范》、《顾命》等篇，都显示出条理比较细密、文思比较清晰的特点。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文质并胜，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时官学的内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用以美、刺王*。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周朝同时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春秋战国之际，墨家聚众讲学，并形成了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世称墨家。到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士阶层迅速扩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阐述哲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显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楚地文化与楚辞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观堂集林》卷十）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周代文学更加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神话在后世仍然具有文学魅力，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第一节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的时候，神话才有可能产生。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尤其能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神话对于原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人们讲述神话，为的是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由于生产力低下，尤其是面临着令人敬畏的自然界，个人必须把自己溶入氏族之中才能生存。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再次，先民们在神秘而悲喜莫测的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聚了相当多而强烈的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以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种种戏剧性的属性，人们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阴山岩画中“有巫师祈祷娱神的形象，也有拜日的形象”；在连云港市将*崖岩画中，“天神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人面画，……包括太阳神、月神、星神等”。又如随县擂鼓墩１号墓内棺上“有一些手执双戈戟守卫的神像，有的长须有角，有的背生羽翼，富于神话色彩”，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或三首，或珥蛇，或鸟身，不一而足，有的骤视不可名状。”此外，出土的大部分动物形的刻绘也与神话有关。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这些材料往往只是片段，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不多。《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史书中的神话大多数经过史家的改造，借以说明古代的史实，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来。如《左传》中一段文字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兒子因为不能和睦相处，被高辛氏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和参星。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初民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神话解释。《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最为浓厚。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他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二节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反抗精神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简要分类如下：一、创世神话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以盘古故事最为著名：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这是一则典型的卵生神话，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卵中诞生出来的，这种看法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初民中普遍存在。卵生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先民们由此设想宇宙也是破壳而生的。宇宙卵生神话对中国的阴阳太极观念有极重要的影响。同时，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也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念。盘古不仅分开了天和地，同时也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缔造者。另一则神话说他死后，呼吸变为风云，声音变为雷霆，两眼变为日月，肢体变为山岳，血液变为江河，发髭变为星辰，皮毛变为草木……。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万物的神话还有多种表达形态，如帝舜的妻子羲和生育了十个太阳，帝俊的妻子常羲生育了十二个月亮等。《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烛龙之神，他的生理行为就直接引发了昼夜、四季等自然现象。这些都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二、始祖神话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女娲补天，显示出她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女娲不仅有开辟之功，她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以上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三、洪水神话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控察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诛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擒服水怪无支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等。他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河伯献出河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龙和一只灵龟帮助他从事劳动（《拾遗记》卷二，《楚辞·天问》）。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四、战争神话*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猿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但*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战场是“流血漂杵”。而*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随着*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炎*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帝和蚩尤之间：蚩尤作兵伐*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人皆惑，*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８１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的*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帝，或是*帝的臣子。*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五、发明创造神话*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死于羿的弓箭之下的害人妖孽有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封豨等。不过，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还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兒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另一则与自然抗争的悲剧神话，发生在一个纤弱的女子身上：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女娃被东海淹死，化而为鸟，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复仇，这是何等的悲壮！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仍要抗争的精神，支持初民走过那险恶而艰难的年代。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发源于以*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而在３０００年前，*河流域除了不断出现洪水和旱灾以外，还分布着很多密林、灌木丛和沼泽地，其中繁衍着各种*蛇猛兽，从《山海经》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我们的先民们在满怀希望中必须切实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并作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曰：“*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再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修务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帝、炎帝对人类的生命可谓关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人类生命珍视。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职掌日月的出入，“以为晦明”（郭璞注《山海经·大荒南经》引《归藏·启筮》语），调和阴阳风雨，还要“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以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礼记·月令》），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巨浪。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以己观物、以己感物具体、形象的思维情感体验隐喻和象征神话思维是与原始先民的心智能力紧密相联的。原始先民的心智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灵*、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因此，原始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的世界。这种感受、理解世界的方法，是神话诞生的土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上古神话思维的特点。首先，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如《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这则神话即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再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则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原始先民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以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他们必须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话。以此为基础，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在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南低时，一则神话说道：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夭文训》）以自我来观照万物的思维特征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神话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人们正是从自身的生命形态中，感受到精灵的存在，这才有了神话。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其次，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感性材料。比如，原始先民为了把握一日之中时间的变化，就利用太阳在空间的位置变动来加以说明，并因此创造了种种关于太阳的神话，诸如日出旸谷，至于蒙谷（详见《淮南子·天文训》）等。时间的流逝，在神话中成了一连串具体可感的情节。同样，在神话中，四方也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几何学空间，它必然和某些特定的内容甚至特定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方被表现为春神勾芒、春天、青色、木等，而北方则与冬神颛顼、冬天、黑夜、黑色、水等不能分开。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是无法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的。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事物。比如龙这个神话形象，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而形成的，但是，神话的综合仍然离不开具体形象，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龙的前身只不过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标志，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这一威武雄壮的神话形象。显然，这一形象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组合，仍然带有具体、形象的特点。再次，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这些具有意志、情感的自然万物，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人类的交往，不正是构成神话故事的根本原因吗！同样，在神话的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比如楚辞《九歌》表演中那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显然与神话形象的情感故事有关。再比如《山海经》中每当出现龙凤神话形象时，总是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的情感体验。神话中所蕴含的情感，是神话之所以感人的魅力所在，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神话中所附属的情感体验。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此，他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可以说，原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有一些意象的寓意相当复杂、丰厚，如龙这个意象，它不但是部落的符号，同时还包含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全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神话是原始先民的一种认知和表达方式，还不能说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神话又确实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神话思维中的一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中。相比较而言，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和情感表达更加主观化、个性化，抒发的是作者的主观情怀，而神话的情感和象征植根于集体意识之中，并带有更多的神秘意味。第四节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神话历史化神话发展为仙话神话作为文学的素材神话原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如司马迁所说：“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我们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塊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孔子就曾说：“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帝和西王母。《史记·封禅书》所记*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他骑龙升天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九天玄女”“授（*）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第二章《诗经》
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就有原始歌谣在口头流传。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是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诗歌的萌芽。《诗经》中的作品，反映了各方面的生活，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第一节《诗经》的编定和体制《诗经》的编定风、雅、颂用诗和传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３０５篇，另有６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则是有史籍可考的。《诗经》中当不乏这类作品。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朝廷以了解民情。这种说法是否确切，颇有争论。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作品。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１６０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３１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７４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３１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４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５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戏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他们所引用的“诗”句，往往是断章取义。“诗”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孔子就很重视《诗》，曾以“诗”教授弟子，并对学“诗”的重要意义和社会功用有多方面的阐述。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节《诗经》的内容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农事燕飨怨刺战争徭役婚姻爱情《诗经》的现实精神《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治、经济、*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生民》写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写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迁徒到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开始了定居生活，在周部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绵》写古公亶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迁至岐（今陕西岐山县）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创业立国，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如《生民》这样写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姜嫄弃子的原因歧说很多。这种描写，使后稷的诞生，充满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他是感天而生，一出世就经受了种种磨难。后五章写后稷懂得耕作，栽培五谷，在农业上取得很大成就，又创立了祀典。全诗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周人始祖后稷一生的事迹，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其他祭祖颂歌，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如《周颂·丰年》是秋收后祭祀祖先时所唱的乐歌，诗中这样描写周初农业大丰收的情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载芟》、《噫嘻》中则写了“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盛大劳动场面。《诗经》中的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像《七月》这样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此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共８章８８句，３８０字。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而劳动成果大部分为贵族所占有，自己无衣无褐，吃苦菜，烧恶木，住陋室，严冬时节，填地洞，熏老鼠，塞窗隙，涂门缝，以御寒风。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在对当时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平铺直叙中抒发了哀怨和不满，千百年后的读者，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夫的生活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其第一章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这样的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群臣赞美周王，并进谏有益的治国方策。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燕飨诗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击。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燕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如《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的怨刺诗出现了。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教缺失，人伦废绝，刑*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大雅中的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如《民劳》、《荡》，旧说是召穆公谏厉王之诗，《板》旧说是凡伯刺厉王之诗，《桑柔》则是厉王时大夫芮良夫所作。在对执*大臣的讽刺中，作者深怀对社会现实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谏箴戒的作用。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指责厉王强横暴虐，聚敛剥削，高爵厚禄，滥用威权，*令无常；并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桀之亡国是殷纣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纣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大雅中的怨刺诗，针砭朝*，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的节制，带有更多的规谏之意，诗人面对国家前途黯淡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但对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局面，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中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以致天下大乱，太师尹执掌国柄，却为*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而委之于姻亚，欺君罔民，无所忌惮，以致天怒人怨，祸乱迭起，民怨沸腾，而他却仍不鉴察和警戒。诗歌的内容是专咎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其规讽所向，又在幽王。诗人是把太师尹之乱*与幽王之昏愦联系起来了。《正月》是失意官吏所作，揭露当时*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怨恨上天昏愤，对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熟视无睹，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是侍御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如第二、第四章写正值天灾人祸之际，三司、诸侯并不尽力王事，群臣百官亦皆畏罪不肯进谏，而自己辛勤王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小雅中还有一些诗，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就是寺人孟子遭人谗毁后抒发愤懑之作。诗人愤怒地写道：“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由于遭受迫害，生活处境艰难，因此，在诗中感怀身世，诉说人间的不平，如《北山》是一位士子所作，抒发其被繁重差役压迫的不平和愤慨。第四、五、六章连用十二个“或”字起头的对比句，揭露大夫分配差役不均，以及士在当时的处境和地位。小雅中的这些诗，针砭时*与大雅有些诗相同，但更多的是将笔锋集中在奸臣佞幸者身上，言辞更为激烈，情绪也更为怨愤。国风中也有一些与“二雅”性质相同的作品，但与“二雅”中对宗周倾覆，朝*日非，世衰人乱充满哀怨悲愤的情感不同，而是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无功受禄者甚为愤慨，提出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揭露了剥削者的寄生本质。而《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他们的贪残，使人民陷入绝境，为了摆脱这种绝境，人民不得不逃往他方。国风中一些针对具体人，具体事而发的讽刺诗，直接揭露了统治者的无耻丑行。如《陈风·株林》讽刺了陈灵公与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淫乱私通。诗中并未从正面写此事，只是说陈灵公到夏姬之子夏征舒封邑株林游玩，他驾车停息于株林，在株林吃早饭，说他本意不是找夏征舒。言在此而意在彼，讽刺了陈灵公的可耻丑行。《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瓚、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七章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一连串的比喻，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感化和*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场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同的风格。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唐风·鸨羽》第一章：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由于“王事靡盬”，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的不满。*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诗经》战争徭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慕的诗，《诗经》中还有不少。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趕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诗经》３０５篇作品包括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如《王风·黍离》描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发爱国之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总而言之，《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时的遗物，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如：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口}方亦牜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五一二片）。这条卜辞，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这些卜辞，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后）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的赏赐，最后还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事为主的《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规模了。而像《毛公鼎》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尧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商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古朴艰涩，语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是告诫成王之言，《大诰》是对诸侯的训令，《多土》、《多方》是对殷民的训诫，《康诰》教训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周公的这些谈话和训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治思想和周初的社会关系。《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这些情节颇曲折而具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左传》的成书《左传》的叙事特征《左传》的记言文《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７２２），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４６８），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措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下*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拊而勉之，三*之士皆如挟纩。”楚王劳*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第三节《国主》的文学成就成书及体制记言为主记事为辅《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促和桓公的论*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暢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有的则难分高下。有的为《左传》所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而《国语》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鲁语下》敬姜论劳逸，《晋语八》叔向贺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宝，都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其中有虚拟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的人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语》叙事的成就。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促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其事迹言论有不少就是虚构的。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如《秦策一》写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夜室独语，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虚拟而成。而《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表现了邹忌内心的活动，而且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展现。人物个性化的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状有归（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蜓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鹄被射者用网罗捕获，蔡灵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再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也是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隐，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叙述语言有时描写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第五节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散文创作的楷模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第四章《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第一节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对话体和寓言体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论语》记载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论语》只记录了孔子广告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联盟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气跌宕流暢，句式连环相对。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１０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孟子和《孟子》一书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气势浩然的文风《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３７２－前２８９）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的*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趕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的丑恶。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孟子》的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第三节《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庄子和《庄子》一书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３３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了诗意。《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夫大塊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抒情诗。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严谨详密的论证犀利峭刻的议论植根现实的寓言荀子，名况，字卿。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很广，包括*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３２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３２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荀子》在文辞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反复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辞采缤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师承荀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刻削，入木三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短篇往往则就一个问题深入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的２８个短篇，借评论史实批驳不同的意见，阐述自己的*治主张，驳论辩难，仍是其冷峻文风的体现。《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最易”、“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第五节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语言范式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论文受其影响，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动表现。《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治背景多种文化的交融战国晚期楚国的*治形势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都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羋姓楚贵族和一些被羋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羋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楚蛮”之地，都丹阳。周公制礼作乐、变革中原文化时，由于地处偏远，楚国受到影响比中原诸侯国小，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但是，楚贵族集团毕竟源于中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仍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国虽然偏居南方，却拥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再加上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所以中原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建议士亹用《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教育太子，楚国的王公卿士在议事时也经常征引《诗》、《书》中的话，这和当时中原的文化风气是一样的。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治理想、历史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晋楚邲之战时，楚庄王就认为用兵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武功，而在于“禁暴”、“安民”，在中原儒家思想如出一辙。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巫风的蔓延，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神”（《汉书·郊祀志下》），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贵族阶层崇信巫祭，现在出土的材料多有证明。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艺术很兴盛，而这些艺术很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楚“凤夔人物帛画”，刻画在器物、帛画上的楚舞造型，以及出土的编钟等，都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楚国到战国中期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家之间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在楚国内部，*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楚辞”的含义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３３９）正月十四日。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而死。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淮郢路之辽远兮，*一夕而九逝。”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之地。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的。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的。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宋*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这就是说，“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中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２５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１１篇）、《天问》、《九章》（９篇）、《远游》、《卜居》共２４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的模拟；《远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卜居》、《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也曾遭到质疑。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所作更为适宜。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２３篇。正是这２３篇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三节《离骚》《离骚》解题写作年代忠君与爱国美*理想与身世之感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香草美人：象征和意境形式和语言《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扼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这种回旋复沓，乍看起来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寻，其实是他思想感情发展规律的反映。《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理想。但由于“*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如“曰*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屈原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如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爱国感情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以及引后数句，列举了夏启、羿等由于“康娱自忘”而遭到“颠陨”的命运，向楚王提出了警告。他对那些误国的奸佞小人也是充满了仇恨，“椒专佞以慢慆兮，榝殳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君昏臣佞使得楚国处境岌岌可危。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发而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这是《离骚》中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在《离骚》中，屈原感慨道：“既莫足与为美*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示将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理想。他的“美*”理想在一首抒情诗中当然不能全部表明，但我们从《离骚》中仍能约略知道一些主要内容。这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离骚》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诗中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列举了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伊尹等身处贱位却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讽谏楚王。另外，《离骚》批评现实道：“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度。”所谓“规矩”、“绳墨”显示了屈原对制度法令的重视，修明法度也是其“美*”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当然，屈原念念不忘君臣的“两美必合”、和谐共济，还与他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导致君臣乘违，事功不成，这是屈原悲惨人生的症结所在。所以，他在诗中反复地咏叹明君贤臣，实际上也是对楚国现实*治的尖锐批判，更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叹，其中饱含着悲愤之情。《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从这些香草和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恶劣的*治环境，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这一观念可能影响了屈原的创作。《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离骚》对自己的上下求索有出色的描写。第一次远逝历经多处神界，最后受阻于帝阍。第二次远逝，由于目睹故国而不忍离去。对这两个情节的理解，一般根据“灵氛”所言“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象征屈原试图离开楚国另寻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处，但由于对宗国的留恋而终于不能成行。这两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的场景，试看这一段的描写：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旂、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辉灿烂。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因此，这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种折射。周流求女一节，历来诠释最多。从《离骚》的全诗来看，屈原所痛感的，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当*，屈原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排斥。也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求女失败之后，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诗中的投影。所以，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自己*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术，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巫神取悦对方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离骚》中最耐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至于香草和飞升的细节，与《九歌》也很相似。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相对于《诗经》，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显然，《离骚》学习借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并且还举“些、只、羌、谇、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第四节屈原的其他作品《九歌》：巫祭文化缠绵哀婉的风格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九章》：记事、抒情与写景《天问》和《招*》《九歌》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的喜爱。关于《九歌》和屈原的关系，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而好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如果不考虑王逸的断语，这一段话大体说明，《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看来，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共１１篇，与题目所示“九”不同，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根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他又认为《九歌》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皆是陪衬，是“按照各自的身分，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以取悦东皇太一。现在看来，《礼*》为送神曲可确定无疑，古今学者多有阐述。《东皇太一》从其神名可知其地位尊于他神，且描述也庄重，当是《九歌》主祭之神，其他为陪祭。这九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它符合上古“索祭”之礼。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歌》的精华却在于中间九篇。关于这九篇的具体祭法或情节，硃熹《楚辞辩证》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这就是说，如果是女神，则以男巫招之；如果是男神，则以女巫招之。主要是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这样，才有这一首首情致摇曳的歌辞。《九歌》中，《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楚地以舜妃娥皇、女英附丽在她们身上），《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属于人*。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就完全是一首颂赞之辞，写得庄严富丽，与爱情无涉，显示了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云中君》、《东君》等，虽也有流连哀婉之辞，但较多的是对神迹的颂扬，如“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等，诗中以无限敬仰之情描述了日神普照世界的壮丽气势，还写了它为人类祛除灾难的勇力，表达了祭者的美好愿望。《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全诗节奏紧张，气氛浓烈，化凄凉为悲壮激越。诗云：“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魄兮为*雄。”这些诗句不仅是对死者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尤其是在楚国不断兵败地削的情形下，对这种献身精神的歌颂实际是深沉的爱国情绪的自然流露。《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湘君》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著的倾诉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山*》所描述的则正是爱情的绝唱：若人有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美丽的山*披荔带萝，含睇宜笑，只能与赤豹文狸相伴，强烈的孤独感使她的爱情变得妆艳迷离，希望渺茫；“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描写一种角不开的愁结，使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九歌》中所流露出的这种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所以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即是对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记录。其次，《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和合如《湘君》、《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颂诉外，还叙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诗人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的孤兒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９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硃熹所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卷四）其中《橘颂》当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中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羌灵*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乱辞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其时秦已破郢，楚国处在危急之中，而屈原尚念念不忘故都，情感沉郁愤慨，实是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几乎贯穿于《九章》各篇。《涉江》则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说道：”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者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汪瑗《楚辞集解》将其与《惜诵》相比曰：“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涉江》表述自己的志向。诗中以的奇异的服饰象征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舒暢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１７２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治，线索基本清楚。《天问》虽然叙事庞杂，而思想倾向却很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和历史盛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治态度。如蒋骥所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山带阁注楚辞·馀论》卷上）王夫之认为《天问》“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楚辞通释·天问》）。如《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对殷朝的兴亡史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如诗末数句道：“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司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意谓遭到放逐在山洞里隐藏，对国事还有什么话好讲！楚王追求功绩兴师动众，国家命运如何能够长久？楚王如能觉悟改正过错，我对此又何必多说！吴王阖庐与楚长期争战，为何吴国能经常获胜？为什么在村头丘陵幽会，淫乱私通生出子之？我说堵敖在位不会长久，为何成王杀了国君自立，忠名更加显著？一腔怨愤，发泄无余。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招*》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招*》可能是在招*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兮归来哀江南！”第五节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宋玉等楚辞作家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显然，在屈原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唐勒、景差无作品流传下来，只有宋玉有作品传世。宋玉的生平与屈原有相似之处，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辞赋１６篇。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作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宋{山廖}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帮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宗寞而无声。雁廱々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和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谓：“《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形成悲愤深沉之风格特征。《高唐赋》、《神女赋》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如写高唐雨后之景，渲染其百川汇集，水石相激，声振天际，猛兽因而奔逃，虎豹因而失气，鸷鸟因而窜伏，鱼鳖因而惊恐，把高唐险要、磅礴的气势，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之后，又摹写万木繁茂，芳草丛生，风声悠扬，众鸟和鸣。张弛之间，跌宕生姿。又如《神女赋》对神女美貌、神态的描写：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硃脣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丹墀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衤任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A]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此篇不但写神女容光焕发，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也写她洁身自持，可慕而不可狎。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此外，《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无不体物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的，并在文辞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汉大赋的一个过渡阶段。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皆表达了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陆游报国无门，身老家中，慨然叹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听兒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此外，如清人屈大均诗云：“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尚》）*任诗云：“无端哀怨入秋多，读罢《离骚》唤奈何。……千古灵均有高弟，江潭能唱《大招》歌。”（《读（楚辞）作》）由此可见，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中国古代神话由于种种原因，传世较少，而《楚辞》，尤其是《天问》是我国神话材料保存得较为集中的。《离骚》、《九歌》、《招*》中都有不少神话或神话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如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但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又与一个浑厚的巫祭传统有关，它包含了一些原始宗教的情感体验，如《九歌》中所体现的人神交接的艰难，以及苦苦追求的悲剧精神。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如张衡《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李贺诗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而蒲松龄一生不遇，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自序》）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相反，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八年（前２３９），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响。
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游学游宦的兴盛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事实上，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汉时期，解读楚辞是一种专门学问。严助向武帝推荐他的同乡硃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同时向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因此得到提拔。武帝还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注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汉书·淮南王传》）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赋和楚辞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新文体确立之后，也和楚辞一样成为士人贵族的诵读物，汉宣帝时还有过这样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诵读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为宣帝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元帝治病解闷，其中的奇文当有楚辞类作品。这种精神疗法效果明显，不但太子得以康复，而且经他倡导在后宫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事见《汉书·王褒传》）到了东汉时期，人们诵读辞赋的兴趣依然很浓，就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出现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的专门著作。诵读辞赋在汉代是一种高雅的活动，是士人文化素养的标志。虽然诵读辞赋者并未都成为辞赋作家，但汉代许多人确实是从诵读辞赋开始而顺理成章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扬雄少而好学，“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他诵读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赋，并且加以摹拟，他本人也成了汉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他还创作诗赋等作品多篇。汉代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汉代的文人也以辞赋家居多。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汉书·地理志》）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流传下来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８２篇，淮南王群臣赋４４篇。显然，淮南王群臣不但著书立说，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仕途，但是，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东汉*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融列传》）东观任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不过，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１７８）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３２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臣理想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从浪漫到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秦代由于时间短暂，在文学上的建树很少，可以称述者，只有在统一六国之前由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编成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前者文风暢达，后者辞采华美。秦统一后出自李斯之手的秦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汉兴以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风格。第一节《吕氏春秋》成书过程及体例平实暢达的文风丰富多彩的寓言《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２３５）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２３９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但“杂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但是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５篇；八览，每览８篇；六论，每论６篇。再加一篇序文，共１６１篇（今存１６０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暢，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第二节李斯的散文辞采繁富的《谏逐客书》体制独特的刻石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赫赫武功很难有几个封建帝王可以与之相比。可是，这位在*治上具有雄图大略的一代开国君主，在文学上却没有做出成绩。相反，他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策，焚书坑儒，彻底毁灭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激情，抹掉了这个时代的诗性光采。流传下来的长城歌谣悲伤凄婉，为后世创作孟姜女哭长城这样批判秦始皇暴*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历史素材。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２０８），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２３７）的《谏逐客书》。他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７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６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而且都写得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中间。《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所言尤详。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第三节贾谊的*论文从陆贾到贾谊《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从贾谊到晁错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１２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２００－前１６８），把汉代*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５８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过秦论》是贾谊*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便由此展开了。第一节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汉初文坛与贾谊梁园文学群体枚乘独步《七发》的继承与创新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发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论文卓立天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步一时。文帝四年（前１７６），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作品中写道，“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作者看来，节操高尚，才能超凡，而不为社会所容，这是造成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样强烈的倾诉中，又何尝没有作者的自我伤悼！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同情屈原，但他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贾谊的另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服鸟赋》。作者谪居长沙，有服入其宅。谊以为不祥，作《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贾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服鸟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的是诸侯王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出现。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最亲；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于是，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前１４０）、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欣赏音乐，便以特殊的材料制成琴，请最有名的琴师、乐师，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尝饮食，则选最鲜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肴；驰逐争胜，则乘坚车、驾良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驾车；游乐遣兴，则登台纵目，置酒高会，既有博辩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纵火逐兽，兵车雷运；猎获物的众多，酒宴的丰盛，均为宫苑所罕见。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波涛未起时，可以澡溉胸怀；波涌涛起的不同阶段，鸟不及飞，鱼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气势和力量构成“天下怪异诡观”。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吴客在陈述贵族子弟腐化享乐生活的害处时，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命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吕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极为相似的话语：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把上述两段文字加以比较，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第二节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武帝朝文坛盛况东方朔和枚皋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东方朔（前１５４－？）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赏，令待诏公车，累迁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论》，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枚皋（前１５６－？）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然而才思敏捷，从侍左右，武帝有所感，辄使赋之。皇子生、从行至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驭狗马、蹴鞠等，无不入于作品中。皋应诏而赋成，故所作赋数量过于他人，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在枚皋、东方朔等文学侍从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汉代文坛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约前１７９－前１１８）。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颇不自得。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而已。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作品后部尤为感人：日*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王辶々若有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１１８），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对社会现实的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河，北面５０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１１０），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子。”（《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１３４）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子，又称*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１０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司马迁在２０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硃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兒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趕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９８），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前９１），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１０４）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１４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８７年前后。司马谈在向兒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第二节《史记》的叙事艺术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第三节《史记》的人物刻画闾巷之人的入传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塊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列传》）李广免官时与俱，至*而斩之。”（《李将*列传》）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项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苏秦列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纪》）《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兒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１４７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奏，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第四节《史记》的风格特征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浓郁的悲剧气氛强烈的传奇色彩《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兒，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第五节《史记》的地位和影响传记文学的开端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人文精神的弘扬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１８０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１３２种元杂剧中，有１６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第四章两汉乐府诗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第一节乐府和乐府诗乐府与太乐乐府的兴废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乐府和太乐在行*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１７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歌诗主要是以上两种。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录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约编纂《宋书》，其《乐志》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为１２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现存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有的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像司马相如这样著名的文人也曾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歌诗２８家，３１４篇，基本都是乐府诗。现在所能见到的西汉乐府诗，可以认定是西汉的作品有《大风歌》、《安世房中歌》１７章、《郊祀歌》１９章、《铙歌》１８首，以及另外为数不多的几首民歌，其他乐府诗都作于东汉。第二节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苦与乐的深刻揭示爱与恨的坦率表白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兒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兒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兒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兒女之情，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兒行》中的孤兒，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兒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１８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蒿里谁家地？聚敛*魄无贤愚。*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看待*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恆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的时间座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恆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祇和诗人聚集一堂。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金交错，显得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第三节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生活镜头的选取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各具物色叙事详略得当寓言诗的创作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两汉的长安、洛阳达官贵人萃集，他们的宅府往往建在深巷。巷深路狭，车高马大，经常出现道路拥挤、交通堵塞的现象。因不肯相让而争路抢道的事情在汉代时有发生，有的最终引发人命案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狭路相逢时弄清对方的身份就显得十分必要。《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艳歌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贰师将*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有“坐客氈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氈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荅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异的体现。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兒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孤兒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兒苦难的命运。收录在古诗中的《十五从*征》也是一首乐府诗，叙述８０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三个场面，前后连贯，血脉相通，并且时见曲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
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第一节《汉书》西汉士人宦海沉浮的艺术再现家族兴衰史的展示李陵、苏武的悲剧人物形象精密的笔法对起始事件的交待篇末的轶闻逸事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第二节《吴越春秋》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荒幻离奇的浪漫色彩性格刻画和外貌描写《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异同及其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并对她的身世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吴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书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践等人都写得很成功，个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丰满。他奔亡吴国之后，前期小心谨慎，后期成了托孤老臣之后，则直言强谏，出语激切，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吴越春秋》特别注重对于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写，以此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是位伟岸的男子汉大丈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确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艰险的勇士模样。白喜（伯嚭）“鹰视虎步”，以此突出他的专功擅杀之性。类似的外貌描写在此之前尚不多见，它对后代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很大影响。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区别在于，《越绝书》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显得比较松散。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以吴越争霸为主要线索，又都是出自吴越文士之手，因此，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之民重剑轻死，信巫淫祀，这两部历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崇武尚勇的义侠形象，无不和吴越文化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第三节《论衡》和《潜夫论》《论衡》的选材疾虚妄的写作宗旨王充的论辩方式《论衡》的局限性《潜夫论》的批判精神和文风特征东汉碑文和游记在东汉的*论散文中，王充（２７－９６？）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别具一格。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论衡》全书８５篇，现存８４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物势》篇共１４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１４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诸篇，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不死观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现不彻底性。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考绩》篇写道：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论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东汉*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的学问品格，文采斐然。胡广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多用偶句，妙语天成。蔡邕的碑文在东汉最为著名，成就尤高。三胡碑虽然都是为胡广所撰，但能变化体势，不相重复。他的碑文能写出人的各自特征。杨秉是危世抗节之臣，为他写的碑文直录其事，富有生气。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术，气象渊静。《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道。碑主郭泰、陈寔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寔先仕后隐。这两篇碑文没有败笔，时见道气，读其文如见碑主其人。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年（５６）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七章东汉文人诗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东汉文人诗多数独立成篇，还有一些附在赋的结尾，作为赋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赋末附诗，始见于东汉，后代多有仿效。东汉文人五言诗，有的作者明确，也有相当一部分未著录作者姓名，或虽标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颇多，后二者就是文学史上的“古诗”和“苏李诗”。第一节班固、张衡、秦嘉的诗班固诗与张衡诗：质朴和典丽秦嘉诗：文人五言诗的成熟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一事。这首诗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送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结尾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萦胜过男兒。《咏史》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而不是像后代有些咏史诗那样重在议论抒情。班固是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咏史》诗，用辞质朴，渲染修饰成分很少。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班固的五言诗除《咏史》外，还有收录在《太平御览》中的几句佚诗。桓谭《新论·琴道》篇经班固续修而成，其后半部分也有类似五言诗句组成的段落。这几篇作品的风格和《咏史》基本相同，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班固的《竹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当是系于赋尾。这首七言诗叙述竹扇的制作过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即使像《咏史》这样最适合于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陈述史实。他的五、七言诗和系于《东都赋》的五首四言及骚体诗有质、文之别，前者质朴，后者典雅。究其原因，就在于班固对四言和骚体这两种传统的诗歌形式掌握得很娴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故能充分体现文人本色；而他对于五、七言诗则比较生疏，还处于模拟阶段，作品风格也相应朴素质实。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他的《同声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别具一格。这首诗通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先叙自己新婚之夜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忄栗若探汤。”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胆怯写得非常传神。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新妇不直说自己如何勤劳能干，而是声称从调理饮食到助祭神灵这些事情她都愿意承担。她不明说自己对丈夫如何爱恋，而是作了如下表白：“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新妇对丈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通过形象的比喻，把自己美好的心愿婉转地传达给对方。结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体态和新婚之乐，较之前面更加大胆、坦率。《同声歌》明显借鉴了民歌的表现手法，措辞奇妙，兴寄高远。张衡的《四愁诗》是经过改造的骚体，是骚体整齐化之后而形成的七言诗。全诗皆为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间有“兮”字外，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全诗四章，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展开。美人赠给他金错刀、翠琅玕、貂襜褕、锦绣段，诗人想以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作为回报。然而，不是山高水深，就是路险天寒，使他无法前往美人所在之处，难以如愿以偿，内心烦乱忧伤。这首诗有*治上的寄托，得《离骚》之神韵，是后代七言歌行的先声。附于张衡《思玄赋》结尾的也是一首七言诗。这篇作品抒发人生有限而河清之世难待的苦闷，诗人想“超逾腾跃绝世俗”，但是“天不可阶仙夫稀”，不得不返回现实世界继续求索。张衡的五、七言诗在技巧上较之班固有明显提高，他运用这两种新的诗歌样式已经得心应手，或缛丽长美。班固五、七言诗继承的是前一种风格，张衡的五、七言诗则沿着缛丽华美的方向发展。班固的五、七言诗以叙事为主，张衡的五、七言诗则长于抒情。自张衡始，东汉文人五、七言诗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走势。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秦嘉、徐淑夫妇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诗文赠答也成为文学史上流转的佳话。秦嘉的《赠妇诗》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第一首写秦嘉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别，使秦嘉伏枕辗转，彻夜难眠。第二首写秦嘉想要前往徐淑处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秦嘉在抒发难以排遣的离愁别绪时，把夫妇情爱放到彼此的人生经历中加以审视，点出少与多、早与晚这两对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秦嘉抛别病妻远赴京城，使他们迟到和本来就深感不足的欢乐被生生剥夺，变得欢乐愈少，忧愁更多；艰难再次提前降临，欢会的日子不知推迟到何时。三首诗都有对车驾的描写，用来衬托诗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传达的是失望之情；“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表现的是临路怅惘、徘徊不定；“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暗示车铃催促启程，流露出无可奈何之情。秦嘉的《赠妇诗》是一组艺术成就较高的抒情诗，是汉代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之作。从班固到秦嘉，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进入繁荣期。第二节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诗坛新风的出现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比鲜明的批判全身远害的忧患意识乱世文学桓帝以前，东汉文人诗歌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诗歌的基调一直未见太大的变化，保持前后的连续性。班固、张衡、秦嘉的五、七言诗均无过分激烈的言词，更没有惊世骇俗之语，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在灵帝时期的几位著名诗人都有不幸的遭遇，他们的诗歌也呈现出和班固、张衡、秦嘉等人迥然有别的风貌。他们通过自己的控诉、呐喊，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郦炎的作品今存五言体《见志诗》二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第一首诗通篇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他要“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诗人不相信命运，认为通塞由己，无须占问。他以陈平、韩信这些起于微贱而终成大业的历史人物自励，有一种纵横物表、不受任何羁绊的气势。第二首诗的格调不如前篇高昂，显得有些低沉。诗人的志向是高远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却是坎坷的，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连续遭受摧残，这使他想起年轻有为而被朝廷宿臣压制排斥的贾谊。他以美玉和千里马自况，慨叹遇不到卞和、伯乐。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出现巨大的感情落差，前面是气冲霄汉，后面则情绪低沉。两首《见志诗》成功地运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蕴。前首诗以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词语构成连绵意象，把自己比作一飞冲天的巨鸟和驰骋千里的骏马。第二首则以灵芝困于洪波、兰荣摧于严霜象征志士遭受压抑，词多托寓，感慨颇深。赵壹的《疾邪诗》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赋》之后，以秦客、鲁生对唱的形式出现，二人各申己志。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开头，表示他对东汉王朝的彻底绝望。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两首诗通过鲜明的对比，暴露黑暗，指斥时弊。“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这是批判贿赂公行，取士用人看重钱财而轻视学问。“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是揭露取士用人不注重品德，致使谄媚之徒受重用，耿直的人士被摈弃，前者升堂而坐，后者倚门而立。“势家多所宜，颏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这是控诉权势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从而出现善恶颠倒，正义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现象。赵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人的婞直之风。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在这首寓言诗中，蔡邕为翠鸟构想出一个有限、然而可以托身的空间。庭前的若榴树生着绿叶红花，翠鸟在这里能够振翅修容。它是从猎人追捕下逃脱出来的幸存者，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若榴树的主人。翠鸟暂时找到栖身之地，但仍然是寄人篱下，并且对以往被人追捕的遭遇心有余悸。这首诗是蔡邕自身经历的形象反映，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文人身处乱世的惶恐之情。郦炎、赵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诗都作于灵帝时期，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蔡邕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诗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提心吊胆地生活。郦炎、赵壹的四首诗都以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表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汉代作家独立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诗人的境遇是不幸的，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也更能切中时弊，触及要害。郦炎、赵壹的作品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后来建安文学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特点，在灵帝时期的文人五言诗中已显露端倪。第三节《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人生哲理的揭示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起兴发端艺术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诗十九首》的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二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并且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游子思乡，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在农业文明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在以往的史传文学作品中，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出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中有多篇，《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今日良宵会》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回车驾言迈》亦称：“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恆的意义。两汉乐府诗除了叙事诗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诗，并且在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但是，像上述两首诗这样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作品很难找到。把士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作品中尚不多见。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各种想法也就随之产生，他们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没有长生不死的彼岸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东城高且长》），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上东门》也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同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盼望游子早归，这在《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没有一首例外。然而，盼归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置之怀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客从远方来》）。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思妇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也有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感叹。这些思妇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力离间。《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时而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行，不及于乱。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对燕赵佳人，又“沉吟聊踯躅”。（《东城高且长》）妙龄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随即又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永恆与有限的关系。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异质，以外物的永恆反衬人生的有限。所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就是把人和金石视为异质，以金石的坚固反衬人的寿命短暂。《青青陵上栢》、《驱车上东门》都是把永恆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古诗十九首》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在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台词。《古诗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羁旅情怀，也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揭示了忧与乐的这种关系，并提出一种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忧愁无限，难免如负重物，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提出的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烛夜游。诗人是从精神解脱的高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并不十分注重。良宵聚会，新声逸响固然“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宵会》），就是斗酒相娱乐，也不觉得菲薄。即使是“驱车策弩马”，也不妨到洛阳、南阳这样繁华的都市游戏一番。（《青青陵上栢》）他们是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是以忧为乐。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这是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其实，不仅生者与生者相亲，生者与死者疏远，就是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诗篇对此作了形象的表现。《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敏锐的节序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６篇，其他以物侯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在一起，占据１９首诗的绝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罩。萧瑟的秋风固然引起游子的苍凉之感，就是“东风摇百草”的春天，在他们心中产生的也不是欢快喜悦，而是“所遇无故物”（《回车驾言迈》）的失落和孤独。至于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的到来而牵动愁肠。微妙的空间感。《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远方来》），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诗的作者多是行旅之人，饱尝长途跋涉的艰辛，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车驾言迈》），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诗人旅居他乡，四处漂泊，他们本身是离家而去的远行客，对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栢》）这是以远距离的行走比喻人生的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遥远感交织在一起，时空贯通而又背反。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古诗十九首》的许多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实际是慨叹知音难遇。《明月皎夜光》是有感于朋友间的友谊不牢固而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易交，严重伤害了那些仕宦无门的游子，他们本已脆弱的神经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抚今追昔带来的只有悲伤和怨愤。《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选择的都是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只不过一者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一者是独守闺房的思妇。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方来》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如何珍视，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的诗篇，则由这些物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和《明月何皎皎》都是典型的写境，抒情主人公一为思妇，一为游子。思妇在岁暮给远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绪如潮。她在梦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并且携手同车而归。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明月何皎皎》则是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基本是写实之作，构成的意境却是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先是听见高楼飘来的乐曲，接着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后幻想“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从空中逸响写起，又以奋翅高飞结束，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界。《明月皎夜光》以月光星象发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牵牛星徒有其名为喻而结束，中间穿插富贵易交一事，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寒凉凄清之感，作者的造境技巧是非常高明的。《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绝大多数都在诗中直接出现，《迢迢牵牛星》是个例外，全诗通篇描写牵牛织女隔河相望而无法相聚的痛苦，把本来无情的两个星宿写得如同人间被活活拆散的恩爱夫妻。诗中无一句言及自身苦衷，但又无一语不渗透作者的离情别绪。《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诗品》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暢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而又醇厚，这得益于诗的作者对于各种语言融汇消化能力。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却有韵味。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至于《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两诗叠字的巧妙连用，《客从远方来》诗中双关语的自然融入，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