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紧密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达三百多年的动荡时期，虽然时局的动荡给国家百姓带来灾难，但文化却得以多元发展，尤其显著的是出现了南方和北方两种不同风格的文风。
南北文风的不同前人多有涉及，而第一次较为明确提出“南北文风”这一观点是在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中出现的。这其中的“江左”就是南方，“河朔”就是北方，江左清绮，河朔气质，清绮则重于辞采华美绮丽，宜于抒情，气质则风格偏于大气豪迈，长于析理，多于实用。南北文风自成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南北文风的差异
研究南北文风差异的成因、表现，首先，要明确南北的界定。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南北，多从地理角度，以秦岭淮河为界，以北为北方，以南为南方。而文学史上的南北概念，总体上依据基本的地理界限，又具体根据不同时代的朝代疆域而划分。
如先秦时期，南方主要指楚、吴、越，北方主要指秦、赵、齐、鲁等以*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主要是衣冠南渡后东晋及宋齐梁陈的疆域，北方主要指五胡十六国北魏所属疆域。
其次，要明确文风的含义。文风，狭义上指文章的风格，反映了某时期的社会风气和作者的思想，而本文所谈的文风，则从南北的界定出发，指南北方文章、艺术、思想、理论等文学艺术上的风格倾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所以南北文风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深刻贯穿在文人的思想、创作、学术、行为举止，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而这种差异与其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局更迭、*策变动、文化传统等有很大关系。如周王朝末年，分封制衰微，周天子对地方控制减弱，诸侯国崛起，整个华夏民族分裂成不同国家，地理环境、生活环境的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各异，形成的文风自然各具特色。
最显著的就是朱熹对《诗经》中的郑风、卫风的评价，“郑卫之乐，皆为淫声”，郑卫地处中原，商业发达，风俗开化，约束较少，故多大胆追求爱情之作；而秦地因其西接戎地，好斗尚武，多写战争。
南北文风的差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尚可追述到先秦时期。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曾论述：《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与候人，时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陆法言有言，“吴、楚之音时伤清浅，燕、赵之音多伤重浊。”此则言分南北之确证也。
这里是从音声的角度指出南声清浅，北声重浊，在诗乐舞不分家的先秦时期，南声与北声反映的也是南风与北风的差别，南风清浅，即如南方幽美的环境一样文风也清丽明快，文学作品也偏浪漫瑰丽，而北风重浊，即如北方重农重耕、尚武好战一样，北方文学作品则多务实功用，大气磅礴。
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风的差异更凸显了。诸侯国割据一方，北方各国称楚地这片南方地区的人为“南蛮”、“楚蛮”，体现出北方对南方的轻视，南北文风是楚地、吴地、越地文化同中原文化的差异。
南方的瑰丽与北方的写实截然不同，《汉书·地理志》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秦地“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晋地“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而南方楚地则是“信巫*，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
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教化风俗使得文风差别显著，如北方产生了叙事说理散文，南方产生了抒情诗歌。北方齐鲁之地是儒家思想发源地，各诸侯国深受儒学熏染，产生的叙事散文如《春秋》、《左传》、《国语》，叙事详备，表现的是儒家崇礼重教的思想，描写质朴大气，属于现实主义作品；说理散文如《孟子》、《荀子》等论证严谨，有理有据，颇具写实风格。
南方楚国在今长江流域，这里物产丰富，地貌复杂，信*好祠，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文学则以《老子》、《庄子》、《楚辞》为代表，老庄玄学的恣意想象、楚辞的浪漫瑰丽，颇具象征主义风格。刘师培在论述南北不同时也提到荆楚之地，在偏僻的南方，故老子的书，杳冥而深远，庄列继承并发展，旨远义隐；而荀卿生于赵，其文偏于析理，为北方之文。
秦汉时期需要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墨家等思想不适合中央集权；而儒家、法家等有助于统治的思想学说而得到大力推广。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又强化了这一现象，很多文人都兼是儒学大师。
*治的太平，社会的欣欣向荣影响着文人创作，文人缺少自我意识，而多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华丽之作，作品往往大而美，张而扬，形成铺排扬厉之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使得南北差异不明显，但南北交流融合却有体现，西汉刘氏实际是来自楚地的统治者，汉代作品也有很多幻想神灵乞求长生不老的成分，后来又流行了谶纬之学，这其实是南风北渐的一种趋向。
两汉的更迭、社会变迁，生命的无常，人生的变迁起落，使得文人开始更多地思考自身的去留和人生的变幻，文人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魏晋南北朝整个阶段中除了一次西晋短暂的统一，其他时间皆是*权更迭，连年战争的分裂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了，且引起了文人的注意。
据《世说新语·文学》载，诸季野说北方的士人做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却说南方的士人做学问“清通简要”。对此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解释，诸季野说的指大河以北的汉儒经学传注，孙安国说的指大河以南的玄学。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先看南方，永嘉南渡后，入南的士族将文化重心带到了南方，这就改变了北方长期以来文化中心的局面。
东晋早间还想复国，却一直未能成功，和南方的文风有很大关系，南方幽美的环境，及西晋流传下的谈玄任诞之风，安逸心态滋生，更多士人开始追求一种平静闲适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所以南方的文学在辞采、声律、形式上大有进展，南方文学走上绮丽华美之路。同时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入侵，连年的战争使得文化一片凋零。
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北方士族的地位得到提高，统治者需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礼教文化来巩固统治，所以北方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反映到文风上就是敦厚刚健、雄浑质朴。
最明显的就是南北朝民歌的差异，民歌来源民间，最能反映社会现实。南朝民歌多情歌，吴歌和西曲中清商曲和民间小调多写男女之情，风格艳丽柔弱，哀婉缠绵；而北方主要是“横吹曲”，横吹曲一开始是马上演奏的*乐，与南方民歌截然不同，加上北方民族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动荡，使北朝民歌内容涉猎广泛，有的反映北地风光，有的描写战争，风格豪迈刚健，感情质朴率真。
二、南北文学的交流及相互影响
纵观古今，文化一直是在动态中发展、升华、飞跃，不断向更高境界推进。从先秦时期，这种交流就开始了，楚国虽偏居南方，但也有“周之典籍”和“周大史”，楚国的大臣们在议事时也经常引用《诗》、《书》的原话，可以说楚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自觉学习。楚辞是产生于楚地的诗歌体裁，是楚文化的代表，但楚辞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比兴手法的运用，讽刺传统的继承。
到了汉朝，汉赋的发展最能体现南北交流，骚体赋主要受楚辞的影响，散体大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排摛文，受诸子散文的影响，所以汉赋本身就是南方楚辞与北方诸子散文结合的产物。三国时期，被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归顺曹操之前在南方荆州待了十余年，其作品就有南方文风的影子，《登楼赋》就被认为是继承了屈原离乡飘零的深沉情感，同时王粲也吸收《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这就是南北文风的交流在一个作家身上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文学交流更为显著，如北朝乐府民歌“鼓角横吹曲”是由梁朝保留下来，称为“梁鼓角横吹曲”。又如北魏攻占青州后，为巩固统治，强行掠夺青齐豪族余户迁到首都平城，这些士族给北朝文学注入新风，是北朝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中青齐士族里的著名经学大师刘芳，对北魏汉化有很大影响。士族的北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
南北交流主要是通过人口的流动完成的。作为文化的载体，移民在空间上的流动会将一地的文化传统带去另一个移民地，并促进两者的交流融合，进而升华，推动文化的进程。
另外，当其他区域的不同文化随人口迁移与本地域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往往引起社会思想的变迁。”这些移民包含范围很广，有文人，有僧侣，有商贾，移民既有被动的，又有主动的，既有个体，又有群体，总而言之，文化交流就是靠这些“移民”带动的。
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中论述南北交流提到三个原因，一是边境上的通商互市、行旅往来；二是士族的迁徙，如南朝历次*治斗争中不少失败者奔逃北方，江陵陷落后大批士人被俘；三是战争中南北疆域的变更。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交流主要是第二个原因——群体迁徙，比较重要有一是永嘉南渡，北方士族南下，二是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南朝很多文人北上寻求庇护，三是北魏强制迁移的“平齐户”，*治的原因造成的“移民”给文化的交流带来的影响最大，其中如庾信，王褒、颜之推、徐陵、王肃的南北流动对南北文风影响极大。
南方的文风在绮丽上渐渐趋于臻至，入北的南人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接受北方的“气质”文风，完成了南北绮丽华美与雄浑质朴的交流融合，出现了如庾信这样集南北文学的大成者。
在南北朝时期，总体上是南方文化优于北方文化，所以交流也是以北方向南方模拟学习为主。
在南方也有南北交流的体现，如梁朝保留下来的《乐府诗集》里的《梁鼓角横吹曲》，这些曲子实属于北歌，梁朝既然能保存，首先说明北朝文学的南传，其次梁朝统治者也很喜欢这些曲子才会去保存，这就是北风南渐的一个体现。到陈后主时期，北方民歌继续发展，陈后主还专门派人去北方学习的箫鼓，回来在宫廷演奏。
南北文学的交流在“文质论”中也有所体现。南方文人重视自我感官的享受，